抗战时期王集丛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

为建构三民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王集丛先后编著三书:《三民主义文学论文选》《三民主义文学论》《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其内容主要包括:三民主义文学的理论根据和时代背景,中国文学正走向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文学的本质、内容与形式及其功用,三民主义文学批评,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并积极参加有关三民主义文学的论战。王集丛的观点和主张,是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的集中阐述。     

抗战时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论说与社会心理的内在关联

抗战时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论说与当时的社会心理有着内在关联。民族矛盾的激化使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基于社会心理的分析,中共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并根据社会心理的变化确定论说的方向和内容;同时鉴于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心理倾向,以论说三民主义的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抗战时期张闻天对三民主义的研究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然而,即使在国民党一大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中,也还包含有旧三民主义的内容,从而形成新旧内容杂陈、进步交保守并存的现象。这就给他身后的解释者们以各择所需、各唱各调的可能性。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张闻天关于三民主义发展性、真假三民主义等的研究,是抗战时期思想理论战线和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其研究成果,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形成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浅析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认识的历史演变

汪精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汪精卫一生政治思想复杂多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上。本文主要探讨了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认识的历史演变过程：辛亥革命时期对三民主义的大力宣传,国民党改组时期对三民主义从不理解到积极支持,＂改组派＂时期根据自身利益和汪蒋斗争的需要对三民主义的修正,抗战时期对三民主义的篡改。     

抗战时期毛泽东论说三民主义的再认识

抗战时期，出于维护民族独立这一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示拥护三民主义，并把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关注渗透在三民主义的论说中。毛泽东以“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为号召．要求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利用资本主义以实现工业化。毛泽东推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结成文化统一战线，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批驳以三民主义面目出现的种种落后反动文化，同时吸取三民主义精华，推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     

邹韬奋与三民主义－兼论邹韬奋研究的内在逻辑

邹韬奋在《生活》周期时期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介绍,构成邹韬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字对我们今天分别邹韬奋思想演进的轨迹,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而揭示其中的复杂性,矛盾性和规律性,有助于我们扬弃以往邹韬奋研究中的程式化倾向,并形成研究邹韬奋思想的内在逻辑视角。     

抗战时期王集丛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简

为建构三民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王集丛先后编著三书：《三民主义文学论文选》《三民主义文学论》《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其内容主要包括：三民主义文学的理论根据和时代背景,中国文学正走向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文学的本质、内容与形式及其功用,三民主义文学批评,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并积极参加有关三民主义文学的论战。王集丛的观点和主张,是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的集中阐述。     

三民主义与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理论,后经其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亦成为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缓和国共两党立场上的对立,以至最终达成合作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三民主义再一次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但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从而在抗战中对其实际的践行亦是不同。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三民主义观

作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确立符合国情的具体目标和纲领，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理论－－三民主义，这是尚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共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中共早期（指1921－1927年）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导下，帮助孙中山完善和发展了三民主义，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三民主义，并同否定和歪曲新三民义的倾向进行了斗争。中共早期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说明了中共是新三民主义的促成者、维护者和执行者。     

论科学发现的逻辑与认识逻辑

通过整合普通逻辑,可以从类逻辑、整体逻辑与条件逻辑三方面把握科学发现的逻辑程序、机制与过程,科学发现的主轴是类比－归纳－演绎辩证组合的推理链。这是在唯物准证法指导下,对形而上学方法的知性逻辑成果的按认识过程的整合,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认识逻辑。普通逻辑修正、改造的新方向,实即黑格尔、恩格斯、列宁逻辑思想所指示的辨证法、认识论在逻辑基础上统一的方向。     

抗战时期的中国考古学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艰难的阶段，不仅安阳殷墟田野发掘中断，而且研究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中国考古学者除继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外，在研究上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其中尤以李济的殷墟陶器研究和董作宾所著《殷历谱》最为出色，成为困难时期学术界的典范之作。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

抗日战争时期,党根据各阶级、阶层和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通过吸收各阶级、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使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日后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抗战时期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

抗战期间，陈垣先生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宗教史作和最能代表他学术成就的史注研究专《通鉴胡注表微》，贡献出一批精审的史学研究成果。他的研究在考证方法和材料运用诸方面有新的突破，同时由于倡导有意义的史学，将史考与史义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使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活动新析

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曾在敌后根据地等多种场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国际交往活动。其交往的主要内容包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坦诚地向国际人士表明自己对抗战形势的看法、意见;明确地向国际人士阐述自己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千方百计地与国际社会中的政界、军界要人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尽力支持、帮助国际人士在管辖区域内开展反战活动;热情地安排、接待国际人士的采访、调查活动。这些国际交往活动的重大作用在于:一是争取了外援,扩大了国际宣传。二是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信任和友谊,达到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目的。三是使我们党打开了“半独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积累了宝贵的外事工作的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对党的青年工作的贡献

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青年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及时纠正陕甘宁边区出现的“青年主义”错误偏向,妥善解决了青年组织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使青年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实事求是地处理对青年的审干问题,为青年运动的发展保存了骨干力量;以身作则,为青年树立起学习的榜样。     

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区域特色

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延安与重庆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心。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着学术共性,但由于空间的分离,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具有不同的区域性特点:两地史著对现实的关注程度不一;两地史家的研究各有侧重点;与重庆史家不同,延安史家可以积极地干预政治和学术;较之重庆史家,延安史家的论著更多地受苏联史学的影响。     

试论《文汇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宣传作用

《文汇报》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畏威胁利诱,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以评论为武器,高唱“抗日战歌”的壮举。通过具体的评论时间和评论内容证实《文汇报》在抗日战争时期起到了巨大宣传作用。     

简析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和中国的蒋介石政府结为盟友共同抗日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三次转变--从中美同盟初期的＂联蒋抗日＂到抗日危急关头的＂压蒋联共＂直至抗战后期的＂扶蒋反共＂,每一次的转变都是与美国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前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缅甸战场既是中国和太平洋两大抗日主战场的战略结合部,又是东南亚战场的主要作战地区。中国军队曾两次进入缅甸,展开对日作战。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提高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争能量,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而且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