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在昭通

文章综合记述了清雍正时云贵总督鄂尔泰进行的“改土归流”.     

贵州的改土归流和布政司的建立

贵州自元代起即普遍推行土司制度。建省以前，其建置分隶四川、云南、湖广等省管辖。实属三省边沿地带，互不统属，各布政司对其鞭长莫及，处于各自为政的零散状态。土地、人口属大小土司所有，庶民为土司头人的奴隶，过着非人生活。     

改土归流在贵州的实施情况与影响

改土归流是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其不仅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贵州的控制,使贵州成为我国版图上一个新的行省,极大地影响着贵州的发展;而且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进步,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雍正“改土归流”辩

大规模"改土归流"是发生于清雍正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何认识和评价"改土归流",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雍正改流,并非个人随心所欲,而是以"大一统"理论为依据,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不能因为在改流中引发武装对抗,造成血流伤亡,就将其全盘否定,而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既要看到清廷以武力强制改流,甚至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倾向,这是由封建王朝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更应强调"改土归流"的实质是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场社会变革。     

论乡城县改土归流

清朝时乡城受理塘土司管辖,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川藏地区的统治,委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藏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乡城县改土归流的基本情况。     

明代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多重性特征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显著特征：改流具体原因较为复杂、改流开始的时间较早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改流的地方相对较少且成效不大、改流的实施大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改流进程中出现较大的反复性、改土过程存在明显的复杂性及归流结果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评雍正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

清雍正年间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初探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特有的统治方式。它是在统一的国家内,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对其采用的一种符合本民族地区实际的管理模式。自古以来,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时期,对整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以"羁縻政策"为主。待到大局已定、国力殷实之后,便从稳定边疆局势的实际出发,设法推行边疆与内地一致的政治体制。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就是清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四川边地的统治力度所采取的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它是国家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所采取的非常手段,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如何理解"改土归流"

人教社《中国古代史·试验修订本》在《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一节提到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如何理解教材的这部分内容呢？第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是由于土司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央政令的畅通和民族国家的统一。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利用各少数民族的首领进行间接统治。土司可以世袭，对辖区内的行政有自主权，但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在西南和中东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立省级行政机构的同时，根…     

论六盘水市彝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历史上六盘水市彝族的土司制度,其具体形式有则溪制度、营长制度,均为封建领土制度.则溪制度,为元至清初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统治形式,具有政权与族权合一的特点;营长制度,为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具体形式,具有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特点.明末清初,由于多民族统一封建集权国家巩固发展,已不容土司制度继续存在,相继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原来世袭土司和土官,改派中央政府任命之行政官员(流官).改土归流后,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均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许多边远地区,流官的行政权力难以覆盖,改土归流不彻底,朝廷仍沿用当地"头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为其巩固统治.     

雍正时期昭通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归滇事宜

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中,昭通地区的改土归流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雍正朝审时度势,开始了在昭通地区的改流行动。改流初期,雍正朝持谨慎态度,拟对昭通和平改流。随着对昭通土司认识的深入,武力征剿在所难免。乌蒙土司被改流之后,因雍正朝任用流官不当,致使乌蒙复叛,但旋即平定。为保证昭通社会迅速恢复稳定,雍正朝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使昭通地区的政治格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改流过程中,昭通的归属问题亦提上日程,从便于对昭通地区的改流与治理的长远角度考虑,最终将昭通划归滇省。     

雍正时期昭通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归滇事宜

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中,昭通地区的改土归流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雍正朝审时度势,开始了在昭通地区的改流行动.改流初期,雍正朝持谨慎态度,拟对昭通和平改流.随着对昭通土司认识的深入,武力征剿在所难免.乌蒙土司被改流之后,因雍正朝任用流官不当,致使乌蒙复叛,但旋即平定.为保证昭通社会迅速恢复稳定,雍正朝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使昭通地区的政治格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改流过程中,昭通的归属问题亦提上日程,从便于对昭通地区的改流与善后治理的角度考虑,最终将昭通划归滇省.     

明清时期平越州的改土归流与民族关系

平越州自播州战役划归贵州后,就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这一政策对平越州的影响有好有坏,一方面它加速了此地的封建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民族矛盾,损害了民族之间的关系.     

明清西南民族政策比较研究——以贵州改土归流为中心

改土归流是历史上贵州地区一个重大事件,贯穿明清两代。这实际上也是汉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互动融合,逐渐奠定贵州省版图的建省过程。明清两朝以政治军事为干预先导,以经济商业为渗透手段,以文教融合为辅助策略,以中原先进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生产关系渐次代替贵州境内其它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形式。由于明清两朝面对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尤其是在执政者民族心态上有显著的差异,因而改流的主动性、采取的具体手段、改流后的善后事宜也有所不同。     

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于元代。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源头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王朝的"羁縻之治"时代,唐宋羁縻州县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前身,元明广西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州县制度发展与演变而来,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广西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是在明朝统一广西之初,具体表现为明初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实施对钦州七峒长官司的改流,由此揭开了王朝中央在广西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序幕。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由此成为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金树仁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金树仁统治时期,他应哈密维吾尔族人民"改土归流"的请求,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未加缜密调查,遽行改革,举措失当,引发哈密事变。此次改革的原因看似表面,但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之争。     

纳楼与儒林:一个关于清代滇南改土归流的对比分析

清廷在滇南的改土归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清代,滇南元江、临安两府土司职衔品最高的是儒林土司与纳楼土司。通过这两家土司的受职、传袭、辖地的对比分析,可从实证研究角度对滇南改土归流及边疆治理情况做出新的判断。     

清末康区“改土归流”的动因及后续影响

康区乃中原进入西藏的战略要地,该地区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在于政教合一,致使在当地设置的土司也必然具有双重的政治身份。清前期,朝廷曾在此实施过局部的"改土归流",然因其环境恶劣等诸多因素,始终无法在此大规模建构直接统治机构,为此只能继续沿用土司制度略加羁縻。1840年后,特别是20世纪初赵尔丰主持的康区"改土归流"时,英俄等列强觊觎西藏,诱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与清王朝为敌,分裂祖国倾向日趋明显。清廷在西藏的经略决策不得不为之一改,必须凭借军事势力以对抗英俄的入侵。要军事卫藏,又不得不取道于康区,然该区土司割据,中梗于川、藏之间,致使西藏局势岌岌可危。如何经营西藏,以固川、滇、青屏障,成了当时国防之急务。为了巩固西南内陆边防,朝廷别无选择,只能在康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此政策的推行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做出了卓越贡献,进而也为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试论明代改土归流的影响

明代的改土归流对各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但也伴随着武力征服,具有不彻底性,带来了新的民族压迫,增加了行政经费。     

改土归流与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以贵州草塘土司宋氏为例

明代万历时期,草塘土司主动请求"改土归流",这是草塘宋氏在土司治理下、与中央王朝的频繁互动中、土司内部竞争等影响下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平定播州杨氏的叛乱,草塘地区得以实现"改土归流",逐步推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内地一体化进程,大量外籍移民的迁入,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因草塘宋氏有着良好的中原文化认同基础,改土归流后,在清代的科举教育推行下,宋氏由地方性酋长经科举入仕,进入国家官僚系统,成为王朝国家的臣民,并在治理地方上做出积极贡献,实现了自身的"华夏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