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古代雅典公民权的形成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古典民主政治相当发达，出现了令人称羡的公民权现象。在此对公民权提出了全新的定义并高度概括了古代雅典公民权的三大特点：直接性、普遍性、排他性。从四个方面对雅典公民权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疯子”梭伦请战

如果将疯子与雅典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梭伦联系在一起,恐怕谁都会认为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吧?然而,公元前7世纪,这两者还真就联系在了一起。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雅典与邻邦麦加拉为争夺萨拉米斯岛发生了一场战争。     

古代雅典的“公益捐献”制

“公益捐献”制,又译为“义务捐献”制,也称社会捐.它是雅典城邦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富有公民以尽社会义务的方式,承担国家的一部分开支.“公益捐献”是雅典国家的税收来源之一.据现有材料记载,雅典富有公民的“公益捐献”开始于公元前502年.公元前5—前4世纪,雅典富有公民的“公益捐献”项目屡有变动,而且每个项目所需款项相差悬殊.花钱最多而且又是经常的“公益捐献”项目有两类.一类与战争有关,如承担建造和装备军舰等费用.以尽社会义务的方式建造和装备军舰开始于公元前483年,当时的执政官是特米斯托克列斯(约公元前528—前462年).为了对付波斯海军,他把罗立温银矿收入的100塔兰特(每塔兰特重约26.2公斤)分给雅典100名最富有的公民,每人一个塔兰特,责成他们每人建造一艘三列桨战舰,不足的款项就由他们自己补足.公元前480     

苏格拉底之死：雅典民主的反思

公元前339年,雅典先贤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制,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诸多争论.应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走向激进民主的雅典公民对于自身的极度自信与苏格拉底自负式地对于公民的不信任的矛盾冲突的结果,既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在他死后,城邦走向没落,民主趋于衰落.苏格拉底的死亡让痴迷于政治生活的雅典公民从中吸取了教训,也启迪了后人,代议制与分权制衡、思想自由理念的形成、重视法律,可能就是沉重代价的回馈.     

社会改革对雅典之成为古希腊文明中心的影响

雅典原本是古希腊世界的二流城邦,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5世纪中期经过梭伦、克里斯提尼及其伯利克里相继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社会改革,为雅典社会注入了不竭的发展活力,打破了社会僵滞不前的状态,导引雅典逐步走出衰微困局,使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建筑等领域渐次领先于古希腊其他城邦,并最终跃升为古希腊世界的文明中心。     

民主制雅典的公民自由与政治领袖的军事动员

就城邦的对外军事行动而言,雅典民主政体给民众赋予的自由,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在公元前5世纪,政治领袖的动员将雅典公民的自由转化为民众采取积极军事行动的根本动机。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展,对自由的诉求以及主战的政策成为民主派的特征,并与主和的寡头派形成对立。到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民众与精英实现和解,自由被视为全体雅典公民的共同意志。与此同时,政治自由的诉求与积极的对外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逐渐瓦解。在困境面前,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往往只能采取权宜之策,民众则日益关注个人的生活保障和财产安全。在此状况下,在动员和组织民众方面,政治领袖领导权力的发挥都已无法做到内外兼顾。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地震为何拒绝雅典援助

雅典和斯巴达从希波战争中的盟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兵戎相见,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国际关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发生在公元前464年的斯巴达地震则是影响斯巴达与雅典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这是斯巴达与雅典第一次公开冲突的起因,而斯巴达监察官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则是导致这次公开冲突的最主要原因。     

理想国:神话与幻灭——柏拉图政治思想述评

古希腊是人类文明重要发详地之一.在荷马时代,原始社会已趋解体,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开始出现,到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在希腊半岛上已经出现了一百多个以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乡镇所构成的奴隶制城邦,其中以雅典和斯巴达最为强盛.然而、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矛盾日趋激化,这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竟然爆发了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还是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这场战争不仅加速了古希腊奴隶制的危机与衰落,而且还暴露了雅典奴隶民主制的严重弊端.在这种复杂动荡的历史条下,古希腊先后产生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其中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尤以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贵族派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而著称于世.     

公元前5世纪楚国和雅典的官制比较研究

公元前5世纪是楚国和雅典官制的成熟定型期。从对二者的行政、军事、经济等官制的比较中可见,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楚国和雅典在职官设置、官员产生和其权力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官制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基本相似,官员都讲究出身,都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城邦危机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危机是在没有任何领土扩张,奴隶制经济在低谷中徘徊发展,总体水平远不及其极盛时期的条件下发生的。其间,雅典私有土地的规模无明显扩大,但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社会主要矛盾有所缓和,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城邦的驱体尚在,且基本保持完好,但实际上已由一个同心同德、充满活力的公民集体,蜕变为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公民集体。     

西西里远征前的雅典渎神案

公元前415年，雅典的一个贵族会社为了阻止远征西西里，破坏了赫耳墨斯神像。民主派领袖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案件，把神像破坏与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联系起来，进而把各种形式的渎神都归于这一阴谋，借机打击政治对手——积极推动西西里远征的阿尔西比德，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告密和制造恐怖形势等手段，最终与贵族寡头派联手放逐了阿尔西比德。整个事件就是以宗教面目出现的、以深刻社会矛盾为背景的激烈的党派斗争。     

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

古典时代希腊人有关雅典民主的看法是矛盾的。部分政治家和雅典的普通公民如伯里克利、德莫斯提尼等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雅典才强大和美丽，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但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民主制度缺点的暴露，哲学家、历史学家如柏拉图、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开始从各个角度批评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民主因此被看成是不断衰败、政治混乱、无法无天的暴民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贵族议事会

贵族议事会是雅典民主政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机构，在雅典民主政治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贵族议事会的组成和职能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的发生变化。因此深入研究贵族议事会在雅典民主政治时期的作用，对于我们深入认识雅典民主社会的性质会有所启发。     

古代雅典民主公民的建构

雅典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建构的过程，因为雅典民主的主体和中心是公民，故公民素质的好坏关系到民主的成败。公民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公民意识的普及而达成的民主共识奠定了雅典民主的思想基石，在此基础上，民主制度的创新使公民获得了制度的保障而名副其实，民主实践则让公民真正成熟，雅典民主由此成为社会生活生龙活虎的现实。     

从群体决策的角度看雅典民主的弊端

雅典民主政治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直接民主实践,其主要特点是公民集体决策。群体决策一方面体现了直接民主,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直接民主内在的局限性,这实际上是人性的弱点和人自身能力的局限使然。因此,我们在肯定古代民主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民主政治消极的一面;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直接民主也有可能发展为多数人的暴政。     

雅典民主与美国大选理念的共性

雅典民主是古代民主的颠峰，美国大选是直观展示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好政治舞台。二民主理念的共性有：(1)没有完美无缺的神和圣人是民主的基石；(2)法治是民主制度的保障；(3)由于突出个性，民主制度的实践向来闹热。     

国外雅典的陪审法庭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针对雅典陪审法庭的起源和发展、构成和运行、职能和地位以及法庭与法律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制度考察和思想观念考察相结合,应是雅典陪审法庭研究的发展趋势。     

浅析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它不仅对当时希腊城邦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以后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程序民主的完美典范:雅典陪审法庭

本文借助文本资料和考古资料,重现了古代雅典陪审法庭的运作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雅典人以平等、公平、公正为目标,通过把陪审员名额分配上的硬性规定与分配法庭时的弹性机率、程序的公开性与投票的秘密性相结合,并配以对程序协助者的监督,从而创造了古典社会中程序民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