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山秀峰禅师所食“苦菜”考

秀峰禅师在阳明山苦修悟道,三年间全靠食“苦菜”度日,而精神矍铄。但此苦菜究为何物至今未有人破解。文章研究了大量文献,经过去伪存真,反复斟酌,仔细论证,确认该苦菜即是茶。从而也证明禅与茶之间的关系的确密切,“禅茶一味”并非虚语。     

秀峰、蒋鏊、菊坡、南渭王与阳明山

明朝弘治年之前,永州只有一座山称为阳和山,从弘治初年到嘉靖三十一年约六十年间,阳和山一“山”而二处,实际上出现了两座阳和山,这种奇特现象是南渭王造成的;阳明山由阳和山改名而来,其名直到嘉靖三十一年才出现,从此,阳和山结束了一‘‘山’’而二处的历史,并在零陵城东南郊“定居”下来;阳明山的得名与秀峰禅师、蒋鏊道人、菊坡王孙有密切关系,也是南渭王命名的结果。     

蒋介石力行哲学与王阳明心学之比较

蒋介石一生非常尊崇王阳明,他更是以阳明心学为其理论根源之一创立了自己的力行哲学。力行哲学体系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对阳明心学的传承,但在对“行“的判断与定位上,二者则凸现区别。本文力图剖析力行哲学与阳明心学的同异,并进一步揭示蒋介石哲学体系活力顿失,逐渐走进死胡同的原因。     

从“知行合一”看王阳明的心学

作为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上乘陆氏兄弟“心即理”的先验论,同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对心学以及儒学来说都是重要的发展.知与行历来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讨论的焦点,是哲学及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行合一”论认为求知与实践应同时进行,直接反对朱子学派“先知后行”之说,在宋代后再次提出与理学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与“心即理”“致良知”共同构成了阳明学派思想体系基础     

论王阳明与道教之关系

王阳明的家庭背景、自身的身体状况及思想上的困惑都是他与道教结缘的主要原因。王阳明对道教的态度既有欣仰,又有怀疑。年青时期他对道教道本论和内丹学思想多有吸收,晚年时期又对道教长生不死之说及清静无为思想进行批判。总的来说,他的良知说与心之本体思想受道教思想影响是非常大的。     

论中国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特点

明朝中期,阳明学逐渐取代了程朱理学,其"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成为统治一个世纪的思想风潮。传播到日本的"更重心灵的主观纯粹性之传统。"他们比理论更重实践,比复杂繁琐更重简洁淡泊,或与经世致用理论结合,或与传统的武士精神结合,体现了"强调实践"、"注重事功"这一知行合一的特点。日本的阳明学在重视"心"的主体性的同时,融入了本土化之特点,对日本社会带来较大的影响,为日本的社会变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日本社会走向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王阳明“致良知”工夫的实践性

一提到王阳明,首先想到的是他晚年的论学宗旨"致良知",进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给他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虽然王阳明立论"心外无物",但他也重视"致"的实践性,强调格物以致知,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观。而且从王阳明论述的致良知工夫中,不难看出其所体现的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王阳明从来不提倡悬空去谈论良知与致良知,而是时时刻刻从外部世界的坐卧立行中体悟良知,在行动上磨练以致良知。     

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

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其间的思想脉络和理路,多有共通传接之处。这首先从总体 上表现为,他们都依循以心学释《易》和以《易》证心学的治《易》模式;具体而言,他们在体用观上、方 法论上以及对《易》宗旨的理解上,都有许多相近类似的地方。这表明孙应鳌易学与阳明易学间具有承接渊 源,同时也体现了孙应鳌易学对阳明易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康德“自由意志”与王阳明“良知”之比较

康德和王阳明分别以"自由意志"和"良知"为核心建立先验道德哲学。两人关于道德律的先验根据、善恶的根源、为善去恶的可能性有共同处,其内在成分、经验知识关系、实在性论证有差异性。中西哲学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摆脱当前道德危机以及建构普世伦理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     

王阳明的“人性论”思想及其特征

“阳明学”是继“程朱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重镇,是儒学在宋明时代的最后高光时刻。在“人性论”问题上,王阳明认为“性”无定体,“心之本体”即是“性”,性无不善;恶,人之心失其本体。王阳明以庄子的“道通为一”消解各种“人性论”概念的藩篱,援引禅宗“佛性清净”的道德本体,借孟子的“良知良能”以立论,在“会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人性论”的重构。王阳明的“人性论”思想具有会通性、先天性、自然性的特征。     

良知的发见与养正——从王阳明看儿童道德教育的意涵及其实现

在当下,儿童道德教育的基本路径是通过知识化教学来提高儿童的道德。王阳明认为儿童的道德力量根源于人的内在良知,儿童道德教育需要把良知这一道德的内生力量焕发出来,在儿童的内心建立起稳定的道德根系,从而为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根据,而不只是一种外在性的道德知识与规范的教授。儿童道德教育的要义是遵循儿童的性情,把儿童的良知无蔽地发见出来,实现良知的养正;在具体的方法上,采用歌诗以兴发儿童的道德情感、习礼以涵养儿童的道德意志、读书以拓展儿童的道德理性以及每日考德巩固和纠偏儿童的道德行为。     

略论阳明“心学”之道德实践品格

阳明心学做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一支,但明显具有不同程朱之说的特色。程朱之“理学”在认识论上倾向于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而阳明“心学”把伦理道德作为认知对象,并在此基础建构“知行合一”之说,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实践色彩。     

论王阳明“圣学”之特质

从价值理想和精神品格方面来衡量阳明心学,可以用＂圣学＂这一范畴来定义阳明之学。阳明＂圣学＂在主体性追求方面,表现为强烈的主体意志和主体对物界的主宰与介入精神;在价值设计方面,阳明＂圣学＂表现为＂立志做圣＂的终极理想,在人生实践领域,阳明＂圣学＂又体现为煊赫的现实事功和强烈的济世品质。     

阳明“心学”与舍勒“精神现象学”之相似点述要

从人之为人的自明性及其自我救赎的本质上看,王阳明"心学"与Max Scheler的精神直观现象学在哲学思辨路径、知识观、楷模层次类型等方面都显现出许多相似点。但是,比较研究中要避免陷入"比附论"论的泥潭。     

论朱熹王阳明“格物”说之相同旨趣

"格物"说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说又可以看成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两大代表。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朱王在工夫论上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前者主"道问学",而后者主"尊德性"。但究其实质,两者之目的都是为了使心体达到纯善无恶的状态,只不过朱熹从内外两方面同时立论,而王阳明则转向内在,强调其优先性。所以说,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说只是工夫路向、侧重点的不同,并非本体上的不同。     

阳明与甘泉“博约”异同析论——从工夫的面向看

“博文约礼”是孔门立教成人的管钥之一。阳明经对以往“博约”二分、视为先后的检讨,提出“博文为约礼功夫”,初次将“博文”置于道德心体的统摄之下,规避了理的外在问题。到阳明晚年,他以“文礼一源”进一步说明“博约”作为本体、工夫的不同呈现,尽囊于“致良知”的矩矱之中。甘泉反对阳明“博文以约礼”的观点,认为二者是不分先后的一段两轮工夫,根本于“精一执中”的圣学心传。他批评阳明及其门人轻视“博文”工夫,疏略人的性情禀赋,其喜闻乐见的“简易”“径捷”之教法,给儒学“精一时中、博约竭才”的笃实吃紧关脉,造成了极大冲击。     

论王阳明之“物”的三个层次

从语言的运用看,王阳明的"物"有三种意义:一是"外物"的物,即把物当作客观本然的"外物",这种纯粹的认识论视角阻断了存在与"心"的意义关系;二是"意之所之即为物"的物,它可以从意义世界的建构来理解,指明了心与物可以交感循环;三是"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一体之物,它关涉心学的基本感性论,阐明了心物交感的最终依据。第二层义与第三层义内在统一,而与第一层含义相对。     

论王阳明“启蒙之道”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不仅热衷于学者教育,而且也特别关注幼童的启蒙教育。一方面。他时当时启蒙教育领域流行的功利主义“记诵词章之学”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童子之情”启蒙教育理念。王阳明的“启蒙之道”宗旨明确、有纲有目、体系完备。另外．他还特刺强调幼童在日用伦常中的道德践履。并将之提到了优先于学校教育的地位。     

湛若水、王阳明“格物”之辩

湛若水、王阳明是明代中期硕儒,两人共同掀起明后期心学思潮.而此均离不开两人对《大学》“格物”进行重新诠释.由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格物”之辩不可避免在湛、王之间产生.湛、王“格物”之辩共发生三次：第一次湛、王的“内外”之辩围绕“格物”展开;第二次“格物”之辩围绕知行而演绎;第三次“格物”之辩彰显湛、王两人对“心”的不同理解.     

浅谈王阳明的“良知”说及其现代意义

阳明心学直承象山,遥接孔孟,下启明清数百年学术风气."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致良知"是阳明心学发展的最高峰."良知"学说的提出,不仅对当时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树立理想人格、挺立自信有很大的裨益,就是在今天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社会面临着人心的迷失,人性的萎缩,道德的沦丧,生态的危机等现代性困境的背景下,重提良知的重要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亦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