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中的“绍兴师爷”及其典型性

塑造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是中国古代小说惯用的创作手法。清代“绍兴师爷”的形象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却现实因素,与小说家们对原本存在于绍兴师爷群体的职业性格、区域文化进行渲染刻画使之成为典型性有密切关系。而这种典型也成为后世评价“绍兴师爷”时的“标签”,是师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拘挛之见 破常行之法——曾巩《救灾议》阅读札记

曾巩的《救灾议》是一篇超出常人见识的论议文。在这篇论议文中,曾巩不仅批判了无益于救灾补败的常行弊法和拘挛之见,又提出了足可以“救其患”、“复其业”的良策,充分体现了曾巩匡时济世,为天下计的政治理想和深邃目光,还显示出曾巩论议笔力雄赡的特色。     

朱熹之后第一人——论元朝著名教育家许衡

公元1126年冬“靖康之难”发生,北宋遂亡,南宋继之建立.公元1141年南宋和金签订《绍兴和议》,宋金间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划界.从此,“中流以北是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以后虽有《隆兴和议》(1165年)、《嘉定和议》(1208年),但基本维持《绍兴和议》内容,仅有所增减而已.由于宋金对峙,淮河中分,关山阻     

试论旅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旅游根植于传统文化,儒家的“比德观”与道家的“至美”、“至乐”观,影响着历代文人士子旅游的价值取向。中国的传统旅游发轫于帝王的冢山祭祀活动,遂有“五岳”之说。佛的传入与道之兴起,建寺庙宫观于名山大川,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随着漫游、玄游、云游、仙游以及涉险之游的勃兴,旅游形式便呈多元性发展,皆俱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传统旅游,而传统旅游又使传统文化丰富发展。研究传统的旅游文化,对发展现代旅游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政治化创作思维的延展与双重主体性的失落——论丁玲的《欧行散记》

建国前后,丁玲从她在陕北后期业已定型的政治化创作思维出发,在《欧行散记》中对“一边倒”政治路线作出了图解。这种具有先验色彩的“一边倒”政治倾向,泯灭了她作为创作主体对生活的独到发现;政治上的“一边倒”又催生了她文化上的“一边倒”——弃置了自主审视的理性,表现出了“唯苏联是从”的神化文化观念。     

宋代的学派与政派——从"绍兴学禁"到"庆元党禁"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打通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界线,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把朱熹思想的研究推向一新的视域。余先生提出了许多极富挑战性与启发性的问题与看法,其中,南宋之为“后王安石时代”的提法,对南宋政治及朱熹思想与南宋政争或党争关系的研究,实具全局性的意义。本文是对余先生研究的回应。认为：南宋时代的政争——党争始于“绍兴学禁”。斗争的主线,不仅高宗绍兴时期是围绕“和议”与“恢复”这一“国是”进行的,孝宗时期实际上亦是如此,不过或明或暗罢了。“庆元党禁”则是一种权力斗争,不具“国是”的路线斗争性质,也不具改革与反改革的性质。以朱熹、张拭为核心的“道学”集团,始终坚持反“和议”,主“恢复”,高举复君父之仇的三纲大义,故反功利之说、反王安石思想,成为其“内圣外王”之一体两面,亦成为南宋思想斗争的主线。“后王安石时代”,在本文看来,是意谓反王安石思想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南宋时期。 从学派与政争的关系看,“绍兴学禁”关系到南宋整个时期的学派、学术与政争,它不仅凸显道学内圣与外王之一体两面性格,也成为整个南宋政派与学派斗争的新起点。因此,“绍兴学禁”不必与北宋之党争划在一起,而应看作南宋党争、政争的开始阶段。孝宗时期则是它的继续,是第二个阶段。对“绍兴学禁”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澄清和加深对程朱道学性格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南宋政争与学派内在关系的了解。余先生对“绍兴学禁”未加大的注意。沈松勤先生的《南宋丈人与党争》对“绍兴和议”与“绍兴党禁”虽有专节论述,但未集中论述学派与政争——特别是程学之“内圣外王”性格与政争的关系,亦未论述其对南宋整个时代之政争所具有的意义。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人物之比较

本文以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剧塑造人物形象的不同手法,比较得出中西戏剧创作的一些不同特点,即中国古典戏曲的人物塑造多是“迹象的刻画”,强调通过情境交融展现剧中人物心理发展的过程;西方古典戏剧塑造剧中人往往是“适合人世的普通经验”,强调人物强烈的行动性,突出戏剧冲突以塑造出典型形象。这是因为中国古典戏曲遵循的是写意的戏剧观和“意境”的创作原则而西方沿袭的是写实的戏剧观和典型化的创作理论。这种不同又有其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缘由。     

语言思维与翻译——晚清至民初西方小说的译介

晚清至民初知识界无论是出于当时政治现实需要抑或无意识之因,对西洋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误读,于汉语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晚清知识分子为强调小说对“群治”的重要作用,鼓吹小说乃“国民之魂”,对于其地位作用的误读,引发了小说译介创作的空前繁荣。从晚清强调小说译介以实现文化重塑到民初反对政治功利转而重视消遣怡情的小说观,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白话化”。而语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变化同样反应在小说的翻译及创造中,对于语言通俗之追求促成民初通俗文学热。     

走出观课议课的阴影

宋代文学家苏轼在《题西林壁》中留下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千古绝句．现实生活中与此殊途同归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象比比皆是。如当前在教育战线为提高教学质量而举行的观课议课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更使当局者“迷”上加“迷”。要想提高教学质量,使当局者“清”,使广大教师畅所欲言,使观课议课起到真正的作用．必须从目前的观课议课的阴影中走出。     

左思《三都赋》及其辞赋观

左思精研十年乃成的《三都赋》是中国辞赋史上京都大赋的绝响。“太康中兴”对揄扬时政的要求与以经致仕的社会风尚、炫耀博学的文人心理是其产生的深刻背景。赋文既歌功颂德，又反映了左思的辞赋观：赋自《诗》出；取材宜实；侈丽合经；诗赋相分     

语言思维与翻译——晚清至民初西方小说的译介

晚清至民初知识界无论是出于当时政治现实需要抑或无意识之因,对西洋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误读,于汉语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晚清知识分子为强调小说对“群治”的重要作用,鼓吹小说乃“国民之魂”,对于其地位作用的误读,引发了小说译介创作的空前繁荣.从晚清强调小说译介以实现文化重塑到民初反对政治功利转而重视消遣怡情的小说观,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白话化”.而语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变化同样反应在小说的翻译及创适中,对于语言通俗之追求促成民初通俗文学热.     

邓小平道德理论的民族特质及当代价值

邓小平道德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同时它又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邓小平道德理论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其中包含的“四有”新人观、集体主义观和艰苦创业观等都体现出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扬弃和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邓小平道德理论又以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确立了全民族的道德价值目标,为新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指明了道德价值方向。     

“胸襟”：《原诗》理论体系建构之核心

叶燮《原诗》之理论体系,绝非仅体现于其创作论一端,而是以“胸襟”为桉心,统摄了创作论与诗歌发展观两个主要部分。大致为：以盛衰正变、“变能启盛”明“胸襟”之用,以“才、胆、识、力”充之,继而以此“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理、事、情”。使之“发宣昭著”,最后存之于“自然之法”。“胸襟”既是扫除“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创作中表现“不可明言之理、事、情”的第一要素。     

浅谈诗歌中的情与理

自宋代严羽对“以议论为诗”提出质疑、批评以来,应和者不乏其人。诗歌中的情与理是否截然对立？在诗歌鉴赏如何看待情与理,创作中又该如何使“议”与“理”运用得当,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试论播音作品的"气韵"

文章从我国古典文论的“气韵生动”入手,由主体内在之神,客体外在之韵等几个层面展开论述,从而阐明了播音者要立足于“通”,既将传统文化之“气”,又不乏时代之“韵”,才能创作出神形兼备的好作品。     

文化寻根与艺术复魅-《韶乐》的当代传播及文化解读

当代多地对《韶乐》进行开发与传播,呈现出“寻根”与“复魅”的文化景观。《韶乐》起源于5000多年前,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呈逐渐式微之势,“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当代《韶乐》的开发与传播呈现出地理位置以历史传播为依据、创作素材以历史典籍为参考、生产传播以旅游产业为依托三大特点,其文化传播涵盖了文化融合、美学传承和政治隐喻等多方面的因素。     

重评浩然的文学真实观

浩然执着于在创作中体现真实性,并且坚信自己所写的真实。浩然的文学真实观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在创作中体现党的政治运动、方针政策;在创作中正面歌颂新生活,抒写理想生活;作家改造思想,以阶级观点为理论指导创作。作家特殊的个体心理认知、文学心理结构、知识结构造就他的真实观。这种以观念之真取代经验之真,使浩然的创作承载了历史的重荷。     

以我国“和合”传统文化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合”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和合”思想之“四观”的引领下,作者结合多年高校辅导员工作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研究,将“四观”合理微观化为“人心和善的基本道德观、和而不同的包容人际观、义利合一的合理竞争观、协和万邦的正确集体观”,并提出微观化后“四观”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落实方式及实践方法。在理论与实务中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发展,落实好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     

教学实践灼照“观课议课”价值

成都大学陈大伟老师提出的“观课议课”．与过去的“听课评课”相比照,这莲不只是词的变化。而是教研文化的变革。目前,全国许许多多一线教师都开始思考和实践“观课议课”,四川李龙满老师就是其中一位……     

“函夏考文苑”之议相关政治因素

“函夏考文苑”的倡议始于1912年10月,至1914年夏销声匿迹,马相伯、章太炎先后为此付出努力。发起人以及名单中所列的专家在学界地位举足轻重,在政界亦颇有作为。他们与大总统袁世凯的紧密接触也为函夏考文苑之议的前前后后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本文着力于重新发掘民国初年,这个创新性的“独立的国家学术研究院”之议背后的政治因素。它的倡议“有始无终”,从政治变幻与制度转型的维度来看亦是无出常理之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