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叙事艺术新探

通过分析夏洛蒂的三部第一人称小说的叙事艺术,即《教师》中叙述声音的性别政治,《简·爱》中读者与叙述者的“坦白”关系,《维莱特》中的不可靠叙述策略,指出夏洛蒂小说叙事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涵义,由此观照19世纪英国女性写作的困境。     

论莫言小说叙述者的价值——以《十三步》《酒国》《生死疲劳》为例

叙述者的功能在莫言的小说《十三步》《酒国》和《生死疲劳》中已经远远超出了故事。《十三步》通过多层级叙述的设置以及大量第二人称叙述产生了主客转换的叙述效果;《酒国》通过叙述者兼小说人物“莫言”的设置,实现了对批判主体的批判;《生死疲劳》通过动物叙述者的设置以及两种思想范式的矛盾冲突,探讨了叙述本身的可靠性与否的问题。     

《鲁滨逊漂流记》的《圣经》意识

在《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中,笛福多次引用《圣经》里的话,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小说中表现上帝的博爱、宽容,以及所引用的《圣经》典故,都展示了无处不在的《圣经》意识。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革命小说的再发现与再书写——论《风雨桐江》的电影改编

1988年末上映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欢乐英雄》及其续集《阴阳界》,由第五代著名导演吴子牛执导，改编自司马文森1964年出版的革命小说《风雨桐江》。在这一改编中，电影继承并发展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和越轨笔触，改写并发扬小说中关于人性的探讨、多方势力斗争的描述以及闽南地方文化的书写，从而以一种有别于传统革命叙事的视角进入并重构《风雨桐江》所叙述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闽南地区的革命历史，是一次从文化层面重述与演绎历史的新尝试。从这一改编中可以窥见，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对过往意识形态话语的反思和对“如何理解与书写历史文化”这一议题的深切关注。     

《呐喊》、《徬徨》叙述视角探析

叙述视角的成熟,是现代小说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鲁迅小说《呐喊》、《徨》中有五种叙述视角:即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与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和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及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因而《呐喊》、《徨》比之古典小说更利于传递作者的情感信息和认知信息,具有与古典小说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质。从叙述视角角度来看,《呐喊》、《徨》的风格特征除了长期以来公认的"深沉幽默"外,还应加上"迸发"这一特点。     

从叙事人称分析小说《河岸》

苏童的小说《河岸》以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混杂的面目,为读者书写了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荒诞的寓言、一个历史时代的残章片段。整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赋予了＂我＂（库东亮）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我＂目睹了那个年代的所有悲喜剧,洞察了所有人细微的心理活动。本文主要从叙事人称来展开对《河岸》这部小说的分析。     

《呐喊》、《傍徨》叙述视角探析

叙述视角的成熟，是现代小说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鲁迅小说《呐喊》、《傍徨》中有五种叙述视角：即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与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和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及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因而《呐喊》、《傍徨》比之古典小说更利于传递作者的情感信息和认知信息，具有与古典小说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质。从叙述视角角度来看，《呐喊》、《傍徨》的风格特征除了长期以来公认的“深沉幽默”外，还应加上“进发”这一特点。     

论《阿甘正传》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

《阿甘正传》是一部励志小说,鼓励了无数想要实现梦想的人。小说主要讲述了阿甘的一生,并以此为线索,贯穿始终,带领人们感受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小说通过对阿甘一生经历的叙述,展现了美国社会认可的价值观,让读者得以亲身体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其中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也是淋漓尽致。因此,本文具体探究分析了《阿甘正传》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     

论鸳鸯蝴蝶派小说人文诗词的叙述功能——以民初小说《玉梨魂》与《雪鸿泪史》为个案

《玉梨魂》与《雪鸿泪史》是民初鸳蝴派小说的代表作品,其共同点都用了以诗词入文的叙述形式。这种叙述形式在演进中不断地发展。从明传奇的“附赘累牍”到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以诗为媒”,直至《玉梨魂》与《雪鸿泪史》,入文诗词开始承担起传达人物情绪体验的叙述功能。这种叙述形式既源于古代文学传统,又适合小说中旧礼教下才子佳人情感表达的身份需要,徐枕亚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但这种叙述形式历来为新文学家们所诟病,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评价标准。     

从鲁迅《呐喊》中的创作看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被公认为是现代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呐喊》之所以能够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震撼人心的反封建意识外,其全新的艺术手法也不容忽视。其中,对于小说时间艺术的处理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鲁迅的创作以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的综合运用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普遍采用的顺叙式的连贯叙述方式。     

《黑水》中的“未叙述”与“未发生”

本文借助“未叙述”和“未发生”的叙事学概念来剖析美国作家欧茨的小说《黑水》的叙述手法并挖掘其中的潜在讯息。本文发现《黑水》不仅借助未叙述之事还原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的一生,还通过未发生之事,即小说女主角凯莉的想象表达了作者对那些本可以发生但是却未发生之事的遗憾,给面临相同困境的女性指引了方向。     

论《山上的小屋》中的自我形象

残雪的短篇小说《山上的小屋》是1980年代中期探索小说的重要收获。人们在把握其象征意味,肯定其审视人性阴暗面的同时,却忽视了残雪通过自我的对象化对特定生存境遇中的当代人自我形象的塑造,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小说的意义。     

“不负责任”的叙述者——漫谈《红高粱》的叙述技巧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它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表现出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技巧,并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新纪元。本文从叙述主体和叙述视角两个方面对《红高粱》的叙述技巧作简单分析。     

《九月寓言》：“代后记”与神话的寓言化

从“代后记”《融入野地》的独特文体与《九月寓言》的关系来看，这部长篇小说有两个叙述目标。两个叙述目标在小说文本中的不相容性，将本应属于该小说的思想主人公形象排挤成了一篇亦小说亦散文的“代后记”，这就导致了它与小说的结构性变化--由小说的一部分变成对小说的一种解读。这一变化，一方面使小说的神话世界寓言化了，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小说的神话性。     

谈鲁迅小说中的"我"

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共收小说二十五篇，其中有十二篇小说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呐喊》有：《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彷徨》有：《祝福》、《在酒楼上》、《孤独》、《伤逝》。这些小说，反映的思想和表达的内容都和作的人生经历有关，作试图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暴露社会现实生活的矛盾。当然，“我”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能等同于鲁迅，只能说有鲁迅先生的影子。现就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进行分析。     

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性辨析——以两部西方经典作品为蓝本

西方文学中的书信体小说自出现之始就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和专家学者的持续关注,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亦有深远的影响。其中《新爱洛伊丝》是卢梭的对话式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的独白式书信体小说。以叙事学理论为依据,比较两部作品在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方面的异同,分析其叙述特点,可以加深我们对书信体小说文体的认识,并丰富和完善叙事学的研究品类。     

青春·革命·上海——读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小说《启蒙时代》以酣畅绵密的笔触,叙述了文革期间上海一群中学生的生活状态和青春困惑,揭示了他们的青春与文革的内在契合,展现了这一特殊年代上海市民文化的余韵。这部小说仍延续着她在《长恨歌》中所推崇的"日常生活"叙事,并探索着对文革的民间化表达。     

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已成潮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次文学改编影视的热潮。红极一时的《红高粱》就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梁家族》,《菊豆》改编自刘恒小说《伏羲伏羲》,《红粉》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分别改编自苏童的同名小说和《妻妾成群》,《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影视与文学大规模碰撞的火花,绽放出巨大的合作与商业潜力。     

《瓦格纳日场》的叙述策略

薇拉·凯瑟的短篇小说《瓦格纳日场》中充满了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文章从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的转换来分析该小说的叙述策略。这种叙述策略的运用为小说制造悬念和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叙述的误区

论文以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小说《长恨歌》和《富萍》为例，解读王安忆潜在的历史叙述冲动对人性生存文本的偏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