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近年来,我国基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重要性凸显。由于治理理念错位、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落伍等原因导致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效果不甚理想,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不高。提高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可以从树立民生为重、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正确理念,确立党委、政府、社会各方、公民等多个治理主体．创新利益诉求表达、矛盾排查调处、公民权益保障等治理机制着手。     

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与建构

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建构与完善是基层社会的治理有序性、有效性的制度保障。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基层,中央各项政策落实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重点难点也在基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避免体制机制冲突,保障体制机制有机衔接,已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     

社会治理创新主题下基层政府价值观结构重塑

经济社会迅速转型与发展导致社会分化和利益矛盾凸现,基层群体性事件多发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制约因素。因此,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变化社会"的时代主题。基层政府该持何种价值观,这是关系社会治理创新走向及其成败的基础性问题。应该从"公共性"、"服务性"、"开放性"、"包容性"和"规范性"等五个方面着手,重塑基层政府价值观,形成合理的价值观结构,以此来引导政府行政和治理方式与方法的转变,从而有效回应公民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互联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互联网+党建"的治理模式是党建基层工作理念符合现代化社会建设的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推广"互联网+党建"模式,可以促进社会基层治理理念全面升级。只是作为一种创新理念,"互联网+党建"的模式运行与发展尚不成熟,仍需要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促进理念、规划、体制方面的新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实现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体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人民幸福保障、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战略实施等层面的重要环节。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可以从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意识与能力、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社会治理体系机制保障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结合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从强化基层党建、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方式、健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及强化人才队伍保障性建设等角度入手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坚持人民中心,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为全面推动法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困境与突破: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管理风格的变革,也是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还是完善治理理论的战略性要求。我们要在分析社会治理创新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实践困境以及破解路径进行探讨。     

社会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转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极端事件呈多发高发态势,对政府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挑战。只有对社会治理的机制进行创新,激发社会活力,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才能提升舆情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从而引导社会舆情良性发展。具体体现在端正政绩观念,建立绿色GDP考核评价体系,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优化社会治理机制;提高个人自治来净化话语环境;强化舆论引导工作,正确调控和引导社会舆情。     

基层治理创新模式的质疑与辨析——基于东西部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分析

基层治理创新最重要的是实践,而不是不断推出来的所谓模式。许许多多的模式,只是现行制度的实践,而不能成为推动现行制度有所创新的能够制度化、可以被模仿、并被认可的模式。因此,与其不断推出经不起检验的所谓模式,不如关注基层丰富多样的实践特点。它的意义在于,从经验积累当中找到可以不断改进治理的措施和方向,而且,只有从经验事实中,才能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富有成果的制度变革,才能把那些证明具有稳定性、有效性的成功实践经验固定化,并促其进入正式政策和法律体系当中。不然,不是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在政治权衡或政绩竞赛以及学术功利化下设计出来的所谓"模式",就不能有多大制度变革意义上的促进和示范作用。     

社会心理服务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社会心理服务是一项在社会治理情境中由政府推动的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制度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预警-应急”“技术-整合”“协商-服务”“修复-重建”的功能,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其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认知错位带来的治理异化,角色冲突带来的治理悬浮,嵌入缺失带来的治理内卷化,衔接不畅带来的治理碎片化等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心理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转变认知,加强心理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提高主体他律与自律,增进二维空间的有机衔接;提升主体专业服务能力,超越治理的内卷化;加强主体间联动,推动基层社会的整体性治理,确保社会心理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功能的有效发挥。     

新常态下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中国政治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成为必然选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变化促使中央政府必须创新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模式和基层社会自治模式,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调节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以松阳县“民情地图”为研究样本

浙江省松阳县民情地图健全了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和机制,在转变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改善基层党群、干群、官民关系方面,成效明显。文章梳理了国内外社会治理的理论成果,总结提炼了民情地图的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效,并对其由个案经验上升到普适性进行思考,阐明其启示作用,提出建议。     

社会转型期犯罪动态与治理创新

当前刑事犯罪骤增，呈现新特点。社会犯罪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地方政府管理因素。社会犯罪的预防与治理，迫切需要推进政府公共管理创新。     

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以合肥市为例

基于国内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文献,对合肥市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制度环境、创新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激发基层社会组织活力,提升合肥市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政策性建议。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非均衡性及其应对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党和政府新的时代使命和叙事话语.就目前来说,社会治理领域中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问题情境还呈现出很强的非均衡性特征,使得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累积.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无法很好地应对来自社会领域的各种风险和冲击,严重阻碍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步伐.有必要通过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和文化创新构建起包容、开放、和谐的社会治理新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稳定的社会支持.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考察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是社会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要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关键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面临诸多实践难题,表现在缺少制度依据、机制不健全、与政府关系未理顺、自身协商能力不足等,需要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提事、议事、理事、监事等各种机制等。     

基于CiteSpace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369篇基层社会治理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现出学术界关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动态：该领域的发文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14年后发文量大幅度提高;各研究作者与研究机构多进行独立研究,合作研究较少;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有治理主体与治理模式两个研究领域;“枫桥经验”与党建引领是该研究领域近些年的热点所在。     

流动党支部引领跨区域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作为跨区域基层党建的重要形式,流动党支部通过精准的结构设计、系统的组织嵌入、精细的服务供给,为流动党员和外出务工人员赋权增能,并健全基层组织治理结构,消除跨区域协调障碍,引领着跨区域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但囿于组织自身发展障碍、属地化边界刚性约束、跨区域基层党支部互动失调以及监督评价机制缺失等问题,流动党支部引领跨区域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需明确流动党支部引领跨区域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是什么、现实困境是什么、构建什么样的跨区域基层党建合作等核心问题,探索从建立多维教育学习体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实质性合作、寻求技术创新、完善合作式监督评价机制等方面,推动流动党支部政治建设以及跨区域社会治理融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嵌入基层社会治理,本质在于推进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使党获取执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使民众产生"基于认同的共识"。社会治理新力量的兴起、权威型治理面临的挑战、人民主权的原则、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要求、协商民主的价值等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实现协商民主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围绕民生问题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将协商民主转化为适合群众认知的图式落实到日常政治活动之中,并构建形式多样的协商民主参与方式。     

“创新内卷”:基层数字治理偏离行为的归因与纾解

数字技术日趋成为基层场域中的重要治理工具,内含着“硬币的两面”:一面正是我们不断追求的通过技术创新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其隐藏的另一面是“创新内卷”“数字超载”等问题的层出不穷。针对数字治理内卷畸变现象,本研究以“技术—组织—环境”为理论框架,试图全面把握影响基层治理行为的多重要素。研究发现,在技术泛化惯性、数字考核焦虑、公众期待倒逼等因素的叠加下,共同导致了基层数字治理中的效率降低、系统内耗等偏离行为。在明确“创新内卷”的归因逻辑基础上,提出了纾解其病症的现实路径,以期系统修正这一基层数字治理偏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