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国际碳市场法律机制的内涵、路径与应对

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确立了后巴黎时代国际碳市场法律机制的内涵与路径,填补了《巴黎协定》第6条有关“减缓成果国际转让,ITMOs”与“集中化碳信用机制,A6.4ER”在实施要件与治理结构方面的空白。ITMOs与A6.4ER是涵盖一切合作方法的国际碳市场机制。ITMOs是缔约方开展任何形式碳减排合作的框架,包括科学的核算规则与缔约方报告机制。A6.4ER是条约机构监督下的有关碳信用的准入、运行与监管机制。巴黎碳市场法律机制遵循“目标双重性”“市场强制性”与“结构混合性”路径模式的同时,稀释了发达国家本应履行的绝对减排义务,忽视了自愿碳交易市场引起的“双重核算”风险,在寻求机制自生性的同时,弱化了碳市场报告机制和《巴黎协定》遵守机制的协同性。我国在气候谈判中坚持缔约方准入公平理念,在推进国际履约信息标准化建设的同时应尽快重启自愿性减排成果的国内与国际实施。     

我国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特征与建构

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各类金融活动参与者共同维护金融秩序、推进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和相互关系;依法治理、市场决定、双向开放、风险可控、权责明晰是衡量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五项基本标准。当前,我国金融治理缺乏顶层设计和立法框架,没有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治理格局,监管职责和监管协调有待改进,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够清晰。应发挥中长期规划立法在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我国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几个重要关系,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体系的评估及改进机制,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和金融安全网,制定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深化体育改革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以来,对“治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理论学术界的重视。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体育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不仅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要求,顺应国际体育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所提出的时代要求,更是我国推进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治理及体育治理的概念着手,探讨了体育治理对我国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现实意义,系统梳理了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完善体育治理体系,推进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1）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全局高度统筹体育治理体系建设;2）坚定依法治体,扎实推进体育法治建设;3）支持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发挥其在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4）坚定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5）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全球眼光吸收借鉴国外体育治理有益经验。以利于不断完善我国体育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体育领域的善治。     

走近民法典：述往知来与管窥锥指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编撰立足中国实际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了我国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它的颁布实施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并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和进步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青藏高原生态法治建设路径探究

青藏高原地区在近些年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本土法治资源,但依然存在本地生态法治观念相对薄弱,本土生态法治资源发挥不足,生态法治配套系统亟待完善等现实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青藏高原地区应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宣传工作,健全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从“国家在场”到“本土转化”的快速响应,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在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贯彻、准确实施的基础上,加速实现青藏高原地区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市场主体、市场竞争、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国家宏观调控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刻、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气候治理研究热点及主题变迁 ——基于Cite Space的可视化分析

以我国"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研究背景,利用Cite Space软件,对我国气候治理1998—2021年发表并收录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1335篇核心期刊文献,从文献数量整体情况、关键词热点及主题变迁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学者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入,研究内容日益广泛,研究主题变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全球气候治理从阐述"体制建设"到注重"实践行动"的历史性转向、由利益博弈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对中国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定位由争取气候正义到积极引领转变.未来,在国际层面上,应加大对推进全球气候共同体建设,加快构建全球遵约机制的研究;在国内层面的相关研究将涵盖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多主体角色及教育、就业、社会公平等民生议题.     

《反兴奋剂工作发展规划（2018—2022）》实施成果和经验

《反兴奋剂工作发展规划（2018—2022）》实施近5年来,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通过全面总结“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建设、各子体系建设以及目标任务实施的具体成果,归纳出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此外,分析认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还存在组织体系仍需巩固完善、查处能力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一步提升、反兴奋剂教育从“育”到“防”仍存在差距、科研工作能力仍需不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持续加强等方面的不足。未来,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将在：1）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建设;2）做好新修订《体育法》的贯彻实施;3）进一步提高反兴奋剂工作质量;4）落实两个奥运兴奋剂问题“零出现”,扩大反兴奋剂工作覆盖面;5）不断提升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持续发力,进而不断提升我国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我国反兴奋剂工作高质量发展。     

我国失败银行市场退出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国内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将增大,研究银行市场退出机制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了我国近年来失败银行退出处理情况,详细剖析了目前退出制度的缺陷,并结合国际经验对完善我国银行市场退出制度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适当降低银行市场准入壁垒;完善银行危机预警机制和评价体系;适度限制官方干预;采用市场化并购退出方式;创建合理的失败银行资产处理机制和利益驱动机制;完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体系。     

全球体育治理变革的具体表现、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

当前全球体育治理正在发生变革,具体内容涉及治理问题、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的变化。全球体育治理变革是一种渐进且复杂的过程,变革趋势是从国际体育组织自治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育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导致这种变革的动因有两种,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体育大国力量崛起对传统国际体育治理体系形成补充和修正方案;二是,欧美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力量导致国际体育民粹主义兴起,力图扭转和阻碍体育全球化进程。全球体育治理变革带来以下挑战,如全球体育治理议题不断扩展、导致全球体育治理难度加大,国际体育制度复合型要素叠加、使得全球体育治理话语冲突风险加大,国际体育规则和规范的价值共识缺失、导致国际体育治理体系冲突严重,西方国家强权政治、话语霸权盛行,导致全球体育治理秩序变革不确定风险增加。作为全球体育治理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应增强国际体育议题设置能力、切实提升全球体育治理话语权,加强国际体育话语平台建设,输出全球体育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展全球体育治理伙伴关系,共建国际体育规则规范的价值共识,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建设,推动全球体育治理秩序公正合理。     

软法视域下体育标准问题研究

体育标准是一个包含着技术法规、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混合体。从发展趋势看,体育标准正朝向自愿性的本原发展。标准是软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软法理论指导下,体育标准治理的内在动力机制包括动力机制、开放机制、市场机制等,外在作用方式则显示了具有实际作用效果与约束力的特点。体育标准治理具有法治意义,它能够降低法治成本、传达实质法治精神,进而推进体育法治建设目标的实现。     

从历史的维度审视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进程和成就

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形式。在中国治理史上,法家提倡“法治”,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丰厚营养。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不懈的探索,我国最终走上了“法治”建设的科学治国之路。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于乡村治理的民间武术组织转化路径研究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探索民间武术组织服务于乡村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在传统社会,民间武术组织以武德传承强化乡村德治机制,以门规戒约规范乡村法治秩序,以家长制参与乡村自治实践。而进入现代社会,民间武术组织服务于乡村治理面临着传统德治弱化、法治建设不完善、参与自治机制不健全三方面的困境。提出,民间武术组织要建立新的道德体系,营造乡村治理的德治氛围;加强组织治理,强化乡村治理的法治理念;深化自治实践,主动承担乡村治理职责功能,旨在为更好促进民间武术组织有效治理、推动乡村发展提供参考。     

善治视域下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体系特征及启示

实现善治是国际体育组织进一步实现自治和预防腐败的重要目标。通过对国际奥委会、欧洲奥委会和夏季奥林匹克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提出的体育治理概念、治理原则、治理措施和评价方法的分析,进一步梳理了以上3个体育组织的治理体系特征和优缺点。结果表明:国际奥委会的治理体系为所有体育组织制定治理指标和评估自身治理情况提供了概念上和理论上的指南;欧洲奥委会的治理体系采用了国际奥委会的原则,并开发了自评软件和针对评估专家的教育培训工具;夏季奥林匹克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的治理体系吸取了国际奥委会的原则和欧洲奥委会评估工具的优点,评估措施进一步具体化,结果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发布,其实用性得到了认可。我国应积极借鉴,结合国情特征和治理实践,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组织良好治理。     

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治理现代化的网络结构、现实困境及纾解策略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内容文本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治理现代化的网络结构,指出当前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纾解策略。研究认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治理现代化的网络结构呈现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突显自治与法治、治理工具刚性为主,柔性为辅的基本特征。现实困境：足协权限模糊,自治能力孱弱;足球治理场域封闭,跨部门合作困难;中超联赛运营不畅,市场治理阻滞;基层治理滞后,治理效能低下;足球监管机制缺失,主体行为失范。纾解策略：厘清治理权限,增强足协依法自治;加强部门合作,创建一体化治理;创新运营联赛市场,建设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治理重心下移,促进上下协同联动;创建常态化监管机制,规范足球治理主体行为。     

职业体育越轨行为的外部性及其治理

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对我国职业体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外部性入手,在相关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探讨我国职业体育的越轨行为问题,并基于成本收益比较分析认为:我国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表现为职业联赛组织内效应和组织间效应,其产生与我国职业体育的市场缺失和政府越位有关;而且我国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的治理成本存在随越轨行为数量的变化特征,针对不同越轨行为水平的治理具有差异性;针对当前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的特殊表征,宜从市场机制、制度机制、组织机制及社会化机制等方面进行治理。     

新时代学校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推理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新时代学校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对新时代学校体育治理体系概念与传统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当前学校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存在的滞后性、欠法治性、受制约性等问题,并以新时代法治等相关理论和现实关切审视学校体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探讨并提出了将学校体育纳入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逐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变革,以及突破学校体育改革瓶颈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反兴奋剂法律规范体系：立法进展、主要问题及完善重点

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反兴奋剂法律规范体系。近几年,反兴奋剂立法取得了突出进展：立法体系更完备、立法层次更高、立法与国际接轨、立法更加细化、立法治理手段更加综合化。同时,反兴奋剂立法面临业余体育兴奋剂问题挑战、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立法尚不完善、相关立法“权利—义务”结构失衡等主要问题。下一步立法重点是借《反兴奋剂条例》修订契机,完善以《体育法》为基本法,以《反兴奋剂条例》为引领的法律规范体系,明确各部门反兴奋剂职责,加强反兴奋剂综合治理,加强业余运动员管控与教育,加强运动员权利保护,从而构建符合国际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中国反兴奋剂治理水平,为世界反兴奋剂治理提供可供参考的“中国模式”。     

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市场治理的经验及对中超联赛的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法、数据分析法,以欧洲足球五大联赛2017—2018赛季经营状况为载体,从职业足球俱乐部内部经营和市场环境两方面讨论和研究其市场治理的具体做法,借鉴五大联赛市场平稳有序和职业足球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进而从我国国情及足球发展现状出发,结合五大联赛市场治理经验,探索中超联赛市场治理创新。研究认为：创新治理主体结构,形成“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明确中超联赛治理主体责任;创新职业足球市场治理体制,提高中超市场自治能力和水平;创新职业足球俱乐部内部治理体系, 创造职业足球俱乐部健康可持续发展生态;创新治理价值体系,打造足球产业经营全产业链,打造中超市场盈利模式。     

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市场治理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

本文应用文献资料法、数据分析法,以欧洲足球五大联赛2017/18赛季经营状况为载体,从职业足球俱乐部内部经营和市场环境两方面讨论和研究治理做法和经验,从而指出五大联赛市场平稳有序和职业足球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从我国足球国情出发,结合五大联赛市场治理经验,探索中超联赛市场治理创新,研究认为：创新治理主体结构,形成“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明确中超治理主体责任;创新职业足球市场治理体制,提高中超市场自治能力和水平;创新职业俱乐部内部治理体系,创造职业足球俱乐部健康可持续发展生态;创新治理价值体系,打造足球产业经营全产业链,创造中超市场盈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