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典军”小考——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

走马楼吴简州中仓出米简中频繁出现有向“典军”下属诸曹吏支付廩奉的记录。结合传世文献,“典军”出现于汉晋之际,而孙吴典军并非将军号,实则是负责军中文书行政的职官,设置于中军。孙吴典军分曹理事,僚属组织一如郡县曹吏,兼管军政与民政,在军事上负责登记军功、调配军需,在民政层面负责兵户及其家属管理,这应与孙吴兵户家属常随营居住有关。孙吴军事管理体制的“郡县化”与郡县行政的“军事化”,体现出孙吴社会高度军事化色彩。     

走马楼吴简与孙吴时期的工商业

在《六朝经济史》有关＂手工业＂与＂商业＂的内容基础上,根据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涉及这两部分的若干资料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孙吴时的手工业、商业相关情况作进一步的讨论和评价。     

“殷地安否”与“汉有游女”：宏观把握下的合理推断——走马楼吴简“叛走”考释

从已公布的走马楼吴简来看,临湘吏民的“叛走”集中在嘉禾二年十月至嘉禾四年上半年。其原因是吕岱屯兵沤口与潘溶讨伐武陵蛮夷这两次军事行动所导致的临时性徭役过于繁重。临湘百姓“叛走”的方向是临湘周围的泠道等县。这些地区有较为偏僻的山区,为山越等蛮夷聚居之所,“叛走”吏民遂与蛮夷杂居。孙吴国家采取暴力讨伐与怀柔招诱的方式,迫使大部分山越等蛮夷与“叛走”吏民出山,成为编户,另有部分则被赶往更偏僻的地域。这个过程就是国家不断开发内地,强化对地方社会控制的过程。     

浪漫的名利场——论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庄园形象

庄园是简·奥斯丁小说中的标志性形象.作为奥斯丁婚嫁故事的重要场景,庄园不仅是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开始和发展之地,更是那个时代人们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真实映射,庄园里一面演绎着困窘中的女主人公被“王子”用体面的婚姻拯救的灰姑娘式童话故事,同时又揭示出这些美满婚姻背后的金钱实质.奥斯丁以庄园为舞台,以婚姻为主题,写尽了人物为财产而谋求婚姻的真相,传达出对英国社会世故人情和真实人性的洞见,让她笔下温情浪漫的庄园,转而成为人物追逐财富地位的婚恋名利场.     

论清人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以《吴诗集览》为中心

吴梅村的诗歌在清代已有“诗史”之称.靳荣藩的《吴诗集览》作为最早的吴梅村诗歌笺注本,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颇有代表性.《吴诗集览》沿袭《本事诗》中的“诗史”观念,详证梅村诗中的史实.《吴诗集览》征引的材料仅限于《明史》及《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使梅村的“诗史”精神打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另外《吴诗集览》忽视了吴梅村“诗史”观念中对士人心态史的关注.     

论冯友兰的民族观及其现实意义——以《新事论》为中心

以逻辑的民族性为中心,冯友兰的民族观实现了两个统一:一是民族的同一性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统一;二是民族复兴、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与从国情出发的必要性的统一。冯友兰的民族观,既回应了近代以来的民族性、国民性批判,澄清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也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做出了理性的说明,指出了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冯友兰的民族观必将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谀"而不"迂"——唐代碑志"谀墓"再论:以韩愈为中心

历代对唐代碑志是否"谀墓",聚讼纷纭,莫衰一是.实际上"谀墓"乃是碑志作为一种文体内容上所固有的特点.韩愈、柳宗元等唐代文人撰写碑志的态度是慎重的,对人物的叙写基本符合史传"实录"精神;虽然部分碑志对墓主有些不太过分的溢笑之辞,但大多数墓志是"谀"而不"迁",更不滞于一端,表现出传记文学创作的独特艺术价值;唐代碑志是否"谀墓",需从当时的社会风尚、墓主家人的心理、墓志铭的文体特点以及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个性等多方面加以考察,对其应给予"同情"之理解.     

在虚构的世界里寻找幸福——论简·奥斯丁后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结

本论文从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角度出发,结合奥斯丁的个人经历,试图分析奥斯丁为什么会有一种"乌托邦情结",以及她是如何在她的后期作品,尤其是《劝导》一书中将浪漫主义特征巧妙地和她的"乌托邦情结"交织在一起,为她的女主角找寻幸福,同时也为她自己,以及像她自己一样处于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寻找幸福的出路的。     

“谀”而不“迂”——唐代碑志“谀墓”再论：以韩愈为中心

历代对唐代碑志是否＂谀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谀墓＂乃是碑志作为一种文体内容上所固有的特点。韩愈、柳宗元等唐代文人撰写碑志的态度是慎重的,对人物的叙写基本符合史传＂实录＂精神;虽然部分碑志对墓主有些不太过分的溢美之辞,但大多数墓志是＂谀＂而不＂迂＂,更不滞于一端,表现出传记文学创作的独特艺术价值;唐代碑志是否＂谀墓＂,需从当时的社会风尚、墓主家人的心理、墓志铭的文体特点以及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个性等多方面加以考察,对其应给予＂同情＂之理解。     

《庄子》哲学中的自我转化与个体人格——以列子形象的建构为中心

《庄子·应帝王》中壶子对季咸的四次示相深深震撼了列子,使得他从得道之文而未尽道之实因而以道与世相亢,走向了个体人格的饱满状态。这一个体人格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消解个我知解,以浑沌与秩序、文与实的平衡统一,超越世间性意识在人、事、物之间造成的分别,在超越凡俗的同时又融入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真正克服了“与世相亢”,这是其人格的“外化”,即在世间彻底融化了与世俗相对待的自我;另一方面,回归性命之本真,尽管外在世界纷繁复杂,但始终保持天真不散,雕琢的工夫是保持其天真的质朴,这是其人格的“内不化”。“外化而内不化”的个体人格能够“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当然,列子的人格与壶子的人格具有显著的不同,后者象征了政治性的明王,它关联着天下人的各得其得,而列子则是个体人格的自得与饱满的象征。     

武威汉代医简字词考释简述

武威医简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了解目前学界对武威医简字词考释状况,可以将研究引向深入。文章在概述武威医简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些有争议的字词考释成果进行论述,并提出个人意见。     

试论张家山汉简中的"私属"

张家山汉简中的“私属”，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依附性家众，也不是作为私家财产的奴隶，更不是庶人，“私属”是一个法定的特殊身份人层。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领域正在发生着一种新的变化。     

科举时代的冒籍应试现象研究(上)——冒籍及冒籍情形考述

冒籍是科举时代一千三百年间考试舞弊的主要现象之一.对冒籍情形之考察有助于我们完整和准确地理解冒籍的含义以及系统全面地把握和透析冒籍应试现象.     

睡虎地秦简字体风格论析

睡虎地秦简文字处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过渡时期,字体兼有篆书和隶书的特点.字体风格上整体表现出平直化,体势有了横向趋势,章法结字灵活多变,笔画由圆转走向方折,同时伴随着线条的连断、长短变化.逆入横出的笔势,粗细不匀的笔态,隶书波磔特征的隐现,这些都体现出睡虎地秦简字体风格的渐变性与过渡性.     

略论孙吴政权中的南阳人才

活跃在孙吴政治舞台上的南阳籍人才,在孙氏父子所聚集的人才群中占有一定位置.他们有较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除能在外交、内政重大问题处理上发挥重要作用外,在任职一方时也能取得显著的业绩.他们为孙吴政权的稳定和江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岳麓书院藏秦简研究综述

有关岳麓书院藏秦简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对其中释文考释、郡名地望、秦律令名几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综述,有益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浅论

立足于出土文献流传视角,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可分为二类：战国前各类文献皆未见的新出本义和战国前传世文献已见的准新出本义。这些本义数量少,使用频率低。战国前出土文献的局部面世和文献内容的字义选择,造成了这种本义呈现的滞后现象。     

论汉代官方的所有权形态——以汉简为考察对象

在汉初律简中,“县官”一词源于天子之意,与汉初地方行政体系的铺开密不可分,将其冠以财物之前,便代表了汉代最广泛的官方所有权;“官”作为官有权的补充标识被载入汉初律法,但却广泛应用于其他汉简文书之中,亦成为官方所有权的主要标识;“乘舆”取天子尊意,强调皇室财产的专有权;另汉初律简中明确地将“皇帝”冠于玺印之前,用以标识皇权的至高无上,是秦汉以来玺印之制收归皇室的集中体现.     

试论西北简牍残简缀合——以简牍材质和考古学方法为中心

西北简牍材质主要为松木、红柳和胡杨三种,竹制简牍也有但出土数量少,仅限于甘肃南部天水放马滩秦简460余枚。可以利用这三类简牍材质本身的特点进行残简的缀合,同时在缀合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考古学中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原理,在简牍内容和年代学上进一步确定简牍年代的早晚关系,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残简缀合的准确性。     

科举时代的冒籍应试现象研究(下)——冒籍引发的冲突与对抗及其防治对策

冒籍是科举时代一千三百年同考试舞弊的主要现象之一.因冒籍破坏了科举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原则,曾在历朝历代引发过强度不等的利益攸关方的冲突和对抗事件,成为当时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对此,历朝历代政府均给予高度重视,实行防范和惩治相结合的办法抑制冒籍现象的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收效却徽而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