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言意识对古代戏曲创作之影响

古代戏曲家立言不朽意识对戏曲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戏曲家热衷于选择忠孝节义之类的题材,将教化大众作为创作主要目的,相对忽视了戏曲艺术方面的要求;热衷于描写个人遭遇,抒发一己之情,导致了大量案头剧的盛行.在戏曲创作方法上,以诗文为戏曲创作手法的出现、骈俪典雅语言风格的追求、情节因素的弱化和舞台表演意识的淡化,也都是戏曲家立言意识影响下的结果.     

你好，汤显祖

<正>“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伴随着经典戏曲作品《牡丹亭》的传唱,作者汤显祖的名字也变得广为人知。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他的赞誉：“中国古代伟大的戏曲家”“东方的莎士比亚”……如果你足够了解汤显祖,就会知道他可不仅仅是个戏曲家,他的理想也并不拘泥于一方戏台。     

从平民意识的双层结构看殷商的“布衣将相”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平民意识有着很强的阶级性,其中包括统治者＂平民意识＂和平民的＂自我主体意识＂两方面的内容。而正是平民意识这两种因素对商代的＂布衣将相＂产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奴隶主的平民意识是商代＂布衣将相＂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平民的＂自我主体意识＂是商代＂布衣将相＂产生的最根本的思想意识;这种平民意识对商代＂布衣将相＂的作用和影响。     

荆州花鼓戏旦角演唱对民族声乐教学的启示

戏曲艺术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精华,主要包括＂气、字、腔、情、味＂五个方面,许多声乐论著论述了这五个方面。荆州花鼓戏是中国三百多种剧种中的一种,作为地方戏种,是集唱、念、做、打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体,唱腔有着独特的魅力,其中旦角的演唱给我们很多启发。民族声乐教师在教学中借鉴西洋美声发声技术训练的同时,应注重向戏曲的综合性思维...     

阮大铖戏曲中“集唐诗”研究

阮大铖,明末诗人和戏曲家,尤善词曲。其戏曲作品《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合称《阮大铖戏曲四种》,在明末剧坛甚至政坛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不以人废言＂的学术思想中从阮剧中的集唐诗入手,对集唐诗进行归类整理,加以艺术分析,从而提升了阮剧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论张爱玲的“避世”与“入俗”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人生经历呈＂避世＂姿态,其作品风格则呈＂入俗＂的风格。其＂避世＂的原因主要是受时代背景、家庭氛围和个人性情的影响;其＂入俗＂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精妙刻画了凡俗复杂的人性;对凡俗琐屑的生活充满欣悦;认同凡俗的价值观。     

礼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作为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礼,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主要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礼自身在来源上所带有的"天人合一"的特征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罩上了顺应"天理"的神圣光环;礼自身追求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贵和"思想和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规定了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官员处理各种司法案件追求的最终结果和终极目标...     

试论戏曲目录体批评的文化背景

戏曲目录是一种表达戏曲著录者戏曲理论的文本体式,是一种批评文体,即戏曲目录体批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体批评产生的文化背景包括：城市经济的繁荣导致戏曲的繁荣使戏曲目录体批评有了批评的对象、戏曲繁荣发展需要戏曲目录体批评、统治阶级对戏曲的打压政策促使戏曲批评家采用戏曲目录体批评、明清时期乾嘉＂朴学＂研究风气的影响等等。     

"线的艺术"的文化寻根

中国古代艺术是“线的艺术”和线性思维的代表,其生成、发展、定型有其复杂的化原因。本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线的艺术”的生戍原因：龙凤崇拜和巫风长盛的社会风尚;尚“简”、会“意”、重“神”的审美趣味;以及特殊的物质媒介——毛笔、墨、纸。正是这些化原因使中国古代“线的艺术”成为必然。     

忠孝古难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忠孝文化透视

中国古代忠孝文化中一直存在＂忠孝古难全＂的思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除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进行哲学伦理建构外,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家也积极投身于这个问题之中,在他们的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实实在在地经历、演绎和回答着＂忠孝两难＂的问题,或显孝、或扬忠、或以忠统孝、或以孝统忠、或以忠统义,使得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的忠孝文化婀娜多姿、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魅力。     

孤本传奇《玉梅香》残本考略

南京图书馆典藏《玉梅香》传奇残本,为孤本戏曲。作者凤凰山民为清乾隆末年之后的作家。该剧创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之后,受到《西厢记》、《红楼梦》等传统戏剧、小说的影响,尤其以《红楼梦》为最。该剧继承了文人剧作家文词化的创作倾向以及浓郁的抒情特征等传统,突破了文人传奇剧一生二旦的结构模式,在戏曲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从《青楼集》探究歌妓对元曲发展所起的作用

《青楼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述歌妓的著作，作者冲破了长期鄙妓思想的束缚，把歌妓作为主要对象立说著书，从书中我们看出歌妓对戏曲的分类、戏曲的流传以及对剧作家的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元曲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普林斯顿的追随者：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叙事

作为20世纪后半期华语学界最为重要的古典文学阐释架构之一,海外及港台＂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不仅致力于比较诗学论域中＂抒情美学＂的理论建构,同时也倾力于开拓抒情传统之文学史书写及重构的话语空间。其中,围绕着高友工的美典理论,其普林斯顿的追随者（孙康宜、林顺夫）构筑出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叙事,为五言诗、律诗、词体等文类的演进及亲缘关系提供了独到而深入的解说,描绘出自汉末至宋末的一段抒情文学的风云传奇。     

刘勰“事类”概念之区畛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事类”进行全面而深入阐述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他厘清了传统“事类”概念的内涵,首次明确指出事类是作者在自己言辞之外,以多种方式方法引入的、可验证的、异质性的东西。它主要有“引乎成辞”和“举乎人事”两方面内容,是作者用以“明理”和“徵义”的重要手段。     

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

《山海经》《论衡》《汉书》是最早记载“倭”的古籍,这三部古籍对“倭”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因此这三部古籍也作为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通过对这三部基本文献中的“倭”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以曲为史: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剧创作

由于受史学意识的支配，中国古代人创作历史剧以展示历史材料、总结历史规律为主要价值取向，而以戏剧的艺术审美取向为辅。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演史、补史、改史。由于创作中坚持史学意识的主导性，所以，即使在补史、改史中有与正史记载出入的成分，也并不因此而改变历史剧的本体属性。形成以曲为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庸讳言，以曲为史存在着缺陷，然而其对现代历史题材艺创作所提供的经验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观念的塑造

中国近代翻译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总体上是沿着科学技术翻译、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线索而发展。这一阶段纷繁的翻译活动书写了中国现代性源起的轨迹,引发了中国现代性中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制度转型、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重构、人权观念革新、中国旧文学思想颠覆与新文学形式生成以及现代白话文建立等中国现代性的核心元素和特征。翻译的这一历史渐进性书写,发生在中西古今的交叉坐标体系上,经由全球现代化趋势和中国特定文化本根性共同作用而完成,塑造了中国的现代观念。     

论选本与文学批评——以唐诗为例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价值,因为选本隐含且能传递选者的文学批评观。从选本中,我们不仅可以管窥到当时社会语境的面影,看出作品的艺术成就,还可以悟出选者的目的、喜好和文学观点。此外,对选本进行再批评,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独领风骚,古诗选本不胜枚举,而且各个选本又有所不同。从选本的差异中,我们可以发掘古代批评家借助“选本”这一批评形式表现出的人生价值观和文学批评观．进而探究“选本”这种文学批评形式的作用和影响,最终对“选本”这种直到现在仍然沿用不衰的文学批评形式和方法,形成正确的理解,获得深刻的认识。     

克里斯托弗·马洛:英国戏剧之先驱

克里斯托弗·马洛是莎士比亚以前英国重要的戏剧家，他在多部作品中塑造的时代巨人形象及无韵体诗剧形式对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特别是莎士比亚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马洛对英国戏剧的贡献巨大，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真正创始人。     

从元杂剧的平民意识看元代戏剧美学的平民主义倾向

元杂剧以鲜明的平民意识成为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代戏剧美学则以其平民主义倾向成为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从元杂剧作家、观众和作品内容三方面可以探析元杂剧的平民意识与元代戏剧美学平民主义倾向之间的源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