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关于汉匈关系的七次大辩论

西汉时期围绕汉匈关系,发生了七次大辩论,其中以平城之战前刘敬同主战派、汉武帝时期王恢同韩安国、汉宣帝时期萧望之与黄霸、新莽时期严尤同王莽的辩论最为典型。这些辩论涉及汉匈关系的定性、和亲与战争的抉择、匈奴在边疆政治中的定位、接待匈奴的规格、匈奴与朝代更迭等。辩论见证和加速了汉匈关系的变迁。     

长城与汉匈关系

西汉王朝从汉武帝至汉宣帝期间,修筑了约两万里长城,其中绝大部分修建于汉武帝时期。汉长城不仅防外,同时防内,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是西汉王朝修筑和戍守长城的意图。汉长城对匈奴而言,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围困和经济上的封锁,达到了削弱匈奴的目的。汉长城对中原而言,产生了耗费巨额财力和破坏内地人民和平生活的不良影响,迫使汉武帝下罪己之诏。庆幸的是长城不能把互相连着的经济关系断绝,成为草原和中原的分界线,反而成为南北不可分割的见证物留给后世     

论西汉中期的汉匈战争对汉匈民族融合的影响

列宁曾指出:“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民族间的这种暴力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暴力就会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内容,对民族关系发生不同的影响。西汉中期的汉匈战争(汉武帝——汉宣帝时期)作为一种暴力,在历史上对汉匈民族关系的影响,就是以后所发生的汉匈战争的影响所不能等同的。这种影响从历史发展阶段的整体上看,是积极的,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下面就从诸方面探讨这种影响。     

甘肃境内的汉长城

我国的万里长城,早已名播海内外,全世界公认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一雄伟的建筑,不光是现行地图上所绘的那样东西一条线,而是好几条。从战国、秦、汉到明朝,有过好几次大规模的修筑,而秦、汉、明三大长城的西部起点,均在今甘肃境内。秦长城,笔者已写过两篇调查(《甘肃境内的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见《亚洲文明》第1期,《陇上秦长城调查之二》,见《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增刊《敦煌学研究》第1期)无需重述。甘肃境内的汉长城,经过这几年的调查,其来龙去脉,也已基本摸清,现据勘察实况,扼要记述如下。     

从“白登之围”到“马邑之谋”——论高惠文景四代汉朝与匈奴的关系

两汉四百年间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历来论者除了注意匈奴四十万精骑围困汉高祖于平城白登山,大都瞩目于汉武帝从王恢之议,派聂翁壹谋骗匈奴骑兵入侵马邑及其对匈奴的全面战争,而对于从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到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之间的汉匈关系,则多所忽略,语焉不详,或评之不当,论而欠妥。笔者认为,在这长达六十七年中,汉匈两族之间,既有和睦相处的友好往来,又有兵刃相见的军事冲突,关系异乎寻常。这半个多世纪在汉匈两族的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匈奴族东击东胡,西败大月氏,称雄大漠南北,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俨然东方一大民族,实是匈奴史上最兴盛、最煊赫的时期;而汉族的     

呼韩邪归附汉朝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汉朝与匈奴间的战与和,是中国民族关系上重要的一章,而呼韩邪归汉又是其中重大的事件。本文以《史记》、《汉书》的《匈奴列传》为主要史料,论述了在汉匈连年不断的战争之后,给汉匈双方社会都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众多历史因素的影响,呼韩邪归汉,促进了中华多元一统格局的稳定,保证了汉朝北部边境的安宁,使汉匈双方社会经济都得到发展,为后来的民族融和奠定了基础,揭开了汉匈民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乌桓、鲜卑部族最初属于东胡联盟,东胡破灭后,余部逃往乌桓山和鲜卑山,开始以乌桓、鲜卑之名出现于中国史籍。西汉武帝反击匈奴后,一直被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族逐渐南徙,靠近汉边。考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与汉匈力量的转变密切相关。此外,他们长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汉化较深,又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迫使其不得不南下寻找适宜的牧场。乌桓、鲜卑南下附汉,对汉匈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汉河西地区防御工程体系及相关问题

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西征,最后将河西匈奴征服。自此,河西地区纳入了汉王朝版图。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并开拓西域,终西汉之世,汉朝统治者断断续续修筑了河西地区的防御工程。汉代河西地区防御工程体系完备,类型多样,地域特色鲜明,其防御功能随着汉匈关系的变化有所调整。     

居延汉简所见《兵簿》《被兵簿》──兼论居延边塞兵器配给

居延汉简所见《兵簿》《被兵簿》──兼论居延边塞兵器配给赵沛汉武帝继位是汉匈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汉政府一改以往对匈奴的战略防御，主动发动对匈奴的战略反击，收复了河南地及河西走廊，从武帝元封到太初年间先后在河西地区建立了河西四郡。太初三年（前１０２年...     

河西走廊东部新发现的一条汉长城———汉扌胥次县至媪围县段长城勘察

河西走廊东部新发现的一条汉长城———汉扌胥次县至媪围县段长城勘察李并成一问题的缘起史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霍去病驱逐匈奴、开拓河西走廊之后不久，即在河西北境陆续修建了绵延一千多公里的长城塞垣，以隔绝羌匈，屏蔽边境安全，维护西域通道的畅通。据...     

重新释读“代田法”

"代田法"是汉武帝末年开始施行的一种农田"垄作"体系。目前学界对"代田法"的研究多集中在耕作技术层面,鲜有关注代田法与汉匈军事斗争的联系。在西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与北方匈奴的军事斗争势态,对"代田法"的产生原因、推行时间及选种植物三个方面产生了影响。基于对这种关系的考察以及对西汉历史背景的分析,试图对"代田法"这一古老的农耕技术做出新解读。     

匈奴“背约南侵”考

汉匈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和亲”与“战争”两种不同的形式。西汉王朝的二百年间,汉匈之间几乎有过一百年的“和亲”和一百年的“战争”。和亲与战争的结果截然不同。比较之下,和亲确实产生过良好的影响,促进了汉匈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和汉匈     

汉长城攷察与研究

一九八五年八、九月间参加长城考察队,对秦汉长城进行实地考察之后认识到,西汉王朝所修缮和新筑长城约有二万里。我国历史上的秦长城和明长城都超过一万里而著称“万里长城”,其实汉代长城以其长度冠各代长城之首。过去汉长城在人们的认识中是零散的,模     

“马邑之谋”与汉武帝开置郡国的西扩

“马邑之谋”是西汉时期汉匈关系由“和亲”转为“征战”的一个转折点。它是汉武帝精心谋划的欲以一役之功制服匈奴的重大战略性事件；此后汉武帝陆续西向开置郡国，亦是应征剿匈奴的战事需要而展开的；尤其是他所采用的以实力威服异族，开置郡国以“通西域，断匈奴右臂”，以及在暂不宜置郡的地方建属国以统领之等种种作法，对其后整个汉朝的西向方略都起到了定向和示范作用     

月照秦长城

正一面对一处没有任何修饰、未加丝毫包装的历史古迹,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岁月的沧桑?是历史的凝重?是怀古的幽情?抑或是无奈的寻觅?站在白家梁秦长城前,我想。其实,炎炎夏日,萋萋芳草间的白家梁秦长城实实在在是一段嶙峋的石墙,被人遗弃在荒野。残垣。乱石。芳草。野花。这些石块好硬好硬啊!历经了秦风汉雨,它的棱角仍那么分明,连一块小小的片石都纹丝不动,甚至牢不可取。     

将日耳曼人驱出丛林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匈奴西进改变欧洲历史

匈奴人是最初在蒙古高原活动的一个游牧民族,我国从有记载的编年史开始就一直有他们的踪迹,殷商时期,他们被称为鬼方、犬戎等等.从春秋时期开始,匈奴人不断南下骚扰.西汉武帝时期对匈奴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匈奴元气大伤.西汉晚期,匈奴发生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顺汉朝,流窜到中亚与汉朝为敌的郅支单于也被汉朝消灭,汉匈关系从此走向和解.     

汉王朝对匈奴政策演变简析

汉匈关系是贯穿汉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经营和开发的一个重要焦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不平衡,常激化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此条件下,汉王朝对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征讨、绥抚、分化、监护等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演变归根结底,是根据汉匈双方实力状况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初涉及到整个汉王朝的历史的人来说,了解汉匈之间的关系发展,对学好这阶段的历史至关重要,也值得我们在当前发展民族关系中加以借鉴.     

试论西汉盐铁会议的汉匈关系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在这个大家庭里互为依存。秦汉时期匈奴族与中原汉族在政治、经济、风俗文化等方面相互交融,彼此影响。西汉盐铁会议记录由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整理,以《盐铁论》为文本流传至今,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盐铁论》六十篇论中,有二十四篇直接论及汉匈关系问题。汉匈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争斗仅是局部、暂时的现象。     

历史上几场著名的生物战

人类历史上最早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祸害。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时期,匈奴人将战马捆缚前腿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这些捆缚的战马是被匈奴胡巫施过所谓法术的,即染上草原特有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后,遂致人染病。到了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汉军若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病,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     

析汉武帝用兵匈奴的动因和后果

对于汉武帝用兵匈奴，史学界评说不一，但多肯定地他的功绩。然则仔细考察，他发动的几场大规模战争给整个汉王朝乃至整个民族都带来了灾难。汉匈之间的矛盾并非到了用和平的方式无调和的地步，而汉朝和匈奴双方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都与汉武帝及其王朝的强控意识紧密皇权，强控思想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走向强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