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记》中的"天人感应"观念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史学上和文学上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这一点是学术界公认的。然而翻开《史记》，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种现象，即它所反映出的“天人感应”观念是十分强烈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它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我们对此又该如何认识呢？本文试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角度作一简要分析。     

《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史记》文化形态研究系列之一

司马迁继承《周易》神秘宇宙观、阴阳学家五德终始说以及春秋公羊学三统循环论，用来阐释祥瑞灾异、天人关系，将大量星象分野、占梦相术、预言、纬、鬼神记载入史，并再三强调其重大意义，这一方面是先秦以来神秘社会思潮之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司马迁作为太史职业思维及履行天官职责的结果。“究天人之际”实质在于承敝通变、强调君权神投、天人感应，为汉家帝统盛衰提供神学论证；而五百六运、阴德传世、血食延把这些神秘史观则是其道统继承、德治惠民思想的反映。司马迁始终敬畏与捍卫天命的幽远深微、神圣肃穆，只是反对歪曲天命和将天命方米化、泛滥化。《史记》可以看作是秦汉神秘史学思潮的产物。     

我读《史记》

父亲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崇拜者。每当他在家休息时，总会手拿一卷《史记》，躺在藤榻上入神地看着，不时还会唱出声来(用我们家乡特的有一种“咏叹调”)。这种情景深深地感染着我。父亲还常常给我们兄弟姐妹讲《史记》中的故事，他说你们要学好古文，非读太史公的文章不可。     

"史记学"史述略

以司马迁与《史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记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总的来看，汉魏六朝是“史记学”的萌芽时期，唐宋是“史记学”的形成时期，元明是“史记学”的发展期，清代是“史记学”的高潮期。历代《史记》研究的丰富成果为当代“史记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读《史记》

余幼时独爱小说,不知史书为何物。后有幸习得《史记》一二篇,乃知其奇,遂求之。以前人为鉴,鉴今世之是非得失：以前人为师,悟为人处世之方。     

《史记》人物传记的诗性美学本质

《史记》之所以是文学,其灵魂并不在于创造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甚至也不在于其写人艺术、叙事艺术及其语言艺术等。而在于写出了人之＂气＂,即写出了人的生命本体之真。＂气＂郁结回荡于《史记》的人物传记之中,且成有节奏的律动,从而使这些优秀的人物传记如诗如歌,这就是被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人物传记的诗性美学本质,同时也是《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相统一的真正切合点。     

从“诗言志”到“史言志”——《史记》文学发生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抒情,为中华民族写心。他自觉将“诗言志”的艺术观念移植到《史记》中,完成了从“诗言志”到“史言志”的转变。这正是《史记》文学性得以产生的根本。     

“数奇”笔法，“实录”精神——以《史记·李将军列传》为例

结合《史记·李将军列传》思想内容,探讨“数奇”笔法：一是选材典型,剪裁得当;二是对比手法,突出烘托;三是融入情感,寓论于史。在“数奇”笔法运用的同时,其难能可贵的是“实录”精神,可堪写作信史之典范。     

《史记》中的“者”

本文对《史记》第八册612个“者”进行分析研究,以窥“者”字在《史记》中的用法。     

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

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的参照下，审视两千多年来的《史记》研究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史记》接受史的研究极为薄弱，有必要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具体而言，它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的研究。     

读《史记》《汉书》札记三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三例,求证于方家：梁玉绳关于《史记》《汉书》所载张良卒年皆误的说法并无根据,实则二书皆存正确之可能;公孙弘年寿及生年《史记》《汉书》所载相异,是历法中并本、除本的区别;《史记》所载汉武帝元光年号非司马迁本记,应为后人所追记.     

《史记》的抒情特色

《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作为史传文学，《史记》熔入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字里行间翻滚激荡着感情的波涛，给读者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清代刘鹗评论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老残游记序》）《史记》的抒情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记》的“异端”色彩评析

在汉代经学标准下,《史记》的确有许多不合圣贤之道的地方。作者结合《史记》在古代文论中所受到的"异端"批评进行辨析,探寻在"大一统"背景下,其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混融又砥砺的过程,揭示其超越于时代又引领传统的卓越价值。     

《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篇目比较

本文将《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的＂南粤传＂篇目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治史方法上的异同。虽然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民族观上态度迥异,但两人的治史都是沿着实证、考证、详实记载的路线发展。司马迁是史学实证的开山鼻祖,而班固则在撰写《汉书》过程中对司马迁的史学实证精神有了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

《史记》将“春秋”与“国语”相及而言者共二处：     

读《史记》、《汉书》札记三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三例,求正于方家。分别为《史记志疑》志疑一则;公孙弘年寿及生年;关于汉武帝元光年号的一条史料。     

论《史记》中的智者人格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性地塑造了一批异于传统贤者、仁者、勇者——＂智者＂的人格形象。这些＂智者＂洞察时势、筹计画策以成事功,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有执着的目标,坚定的意志和敏锐的洞察力,能超越世俗常态而直取本质,他们因时因势而起,是时代的弄潮儿。时代造就了智者的人格内涵与取向,同时也在其中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智者形象是司马迁的发现和创造,是其对文学的一大贡献。     

《史记》《汉书》校读小札

班固作<汉书>,汉初部分多袭<史记>,因此<史记>与<汉书>重合的部分,成为研究<史记>版本、校勘、史实出入的好材料,并可能由此窥见<史记>原貌.本文仅就<史><汉>异文略作考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