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与经学

朱熹集宋代理学和宋代经学之大成,以说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理学之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既创新发展了理学,又创新发展了经学。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程颐《春秋》学的理学诠释——兼谈宋代《春秋》学的理学化趋势

程颐是理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其所阐发的理学思想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程颐的理学与<春秋>学,则是在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指导之下,以"理"穷经,重在以己意阐发<春秋>义理,并以理学纲常条贯<春秋>伦理,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取向.在其影响下,宋代<春秋>学的理学化趋势非常明显.     

北宋《春秋》学的内在理路及历史价值

北宋<春秋>学于庆历年间发生了突变.诸儒在经学变古思潮的推动下,揭橥<春秋>学尊王主旨,尊经贬传,会通三传,以己意解经,注重阐发经书中的义理.北宋<春秋>学正是在这种经学风气中树立了经世观念,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取向.宋儒亦于这一理论探索过程中培养出敢于批判、善于思辨、独立自主的学风,促进了宋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另外,经学与义理之学的融合,使得<春秋>学与理学相互依存,共同担负起了封建政治下"体用之学"的重任.     

程颐《春秋》诠释方法与思想探析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借助对传统儒家经学的解释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理学,这对后来的经学解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他对于《春秋》的解释,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程颐对于《春秋》的解释,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会通三传、义理解经、以四书说解《春秋》、注重"春秋笔法"、以理学解读等,这些都为后来理学家解释《春秋》,即理学化《春秋》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范。可以说,程颐《春秋》学在宋代经学解释学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     

三原弘道书院的讲学与明代关学之发展

三原弘道书院是明清关中地区最著名的讲学书院之一,为三原人王承裕所创建。弘道书院以＂弘道＂为目的,讲学注重经学、礼教、气节,不尚空谈;解经则强调以心证经和体认躬行,并重视心性的道德修养。弘道书院的建立,不仅开创了明代关中地区的书院讲学之风,培养了大量的理学人才,同时也为明代关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并凸显了关学的基本特征。     

中唐解经范式变革发微——以新《春秋》学派为中心

唐代儒学由于外部佛道势力的冲击和内部经学的僵化之困而日益式微.因此,如何恢复儒家经典的生命力来复兴儒学成为中唐主要的时代课题.新<春秋>学派批判"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经学传统,主张从经史合一的<春秋>中探求"圣人之微旨"、"王道之根源",假圣立言,掀起了由章句向义理转变的解经范式变革和由"叙事"向"义理"转变的史学变革以及主张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的本文变革,开辟了儒学从汉学向宋学演进的先河.     

基于古代文学对——“经传”“经说”“经解”的探析

"经传""经说""经解"三种解经文体均宗经而出,是先秦最为重要的三大解经文体。但是目前学界对三种先秦解经文体并没有足够重视,对于三种解经文体的差异也没有清晰认识,常出现"经说""经解""经传"文体名称混用、误用的现象。文章从文字学和文体学两个角度论述"经说""经解"与"经传"三种解经文体在阐释目的与文体特点上的不同,以此区分三种不同的解经文体。     

先秦解经文体论略——兼论简帛《五行》篇的文体定名

经与解经文体是与私家著述相伴而生的,先秦诸子中的解经文体目前仅见经解、经说二种。经解体可能是师徒授受的讲义或记录,经与解应非一人一时之作;经说体之"说"是作者为使经文浅显易晓,与"经"同时所作,这在诸子时代成为一种常见的著述方式。学界对近出简帛《五行》经和解经两部分文体的命名或有不妥,其经文部分是一种可称为"前解经体"的文体,解经部分则应循先秦诸子之通例,名为"经解体",而非当今学界通常所说的"经说体"。     

从朱熹释《周南》和《召南》看其诗学思想的矛盾性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也是宋代成就颇高的学者代表之一.他在著作《诗集传》中阐述了自己的经学思想,一方面他反对汉唐以来的将《诗经》作为宣传政治教化的"美刺诗",要求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肯定《诗经》是抒情之作.但是作为理学家,朱熹诗经学的目的还是以诗来建构和宣传自己的理学,并且朱熹经学充满了矛盾,而...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汉代书册阅读教学史略

汉代是学校教育得以大力提倡的时代。阅读的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断句读、析章节和训释文字。教学方法有指导学生精读、安排时间集中答疑、递相传授等。阅读方式有背诵、抄读、讲论筹。阅读教学中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师承、讲求师法家法;二是注重章句之学,讲究训诂和考据。在实践中汉代的教育家提出了有关书册阅读教学的真知灼见。     

“经之至者道也”—戴震通经求道的权威主义策略及现实关怀

戴震清醒意识到经书传达道这一逻辑预设,将五经四书作为平息争论的权威依据,故而采取了专力于客观性解经的策略。因此方东树提醒经书与"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不同时,并未把握到戴学自身的脉络。但戴震并非没有体认求道的进路,因为前理解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两大部分,其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归宿。这是戴震有时将典章制度列为解经的前提条件,而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二文中却作为经书唯一所指的根本原因。当典章制度作为经书唯一所指时,戴震可谓比宋明理学家更为激进的体认主义者。     

语文教育语境中"个性"的解读

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对个性都有自己的理解.语文学科对个性同样也应有自己的解读.在语文教育语境中把个性理解为“以个体言语能力为核心的各种素质的独特整体,这些素质涵盖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范畴”,显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一定的意义.     

经典诠释与文化传承——以《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经典诠释是儒家核心价值得以传承的基本形式。《大学》是儒家重要经典,历代诠释者通过对《大学》文本的诠释,表达对社会与时代问题的思索。中国古代的《大学》诠释,存在《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两种路径,代表着不同的学术品格和价值取向。文本承载思想,不同的诠释路径背后是诠释者对经典思想意义体认的不同,表达了自身的看法,丰富了经典的文化意蕴。只有不断赋予经典新义,经典才有生命力,传统才得以传承。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主体性的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前人的抽象的、精神性的主体性的基础上,认为主体性的特征主要包括：＂主体是人＂、主体的自主性和为我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的自由与意志的实现四个方面.     

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

对经学价值的探讨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从廖平到蒙文通的学术传承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蒙文通对经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学术自身发展与演进轨迹的探讨,他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壁垒,注意到先秦诸子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并以此解释经学的周秦之变。基于对儒家经解的研究,他将诸子之学纳入儒学系统中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学研究方法。蒙文通经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与其师廖平的学术传承密切相关。蒙文通虽然不认同老师廖平晚年的观点,但廖平的"大小"、"天人"学说却打通了诸子间的壁垒,且暗合中国传统学说整体化的时代趋势,从而为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蒙文通在廖平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孔子的权威,也就在廖平处解放了诸子。蒙文通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清季民初的经学归宿为何的历史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的发展,但其治学宗旨是强调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价值,从而为经学正名。     

论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

焦琳《诗蠲》是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一部《诗经》研究著作.以文学性的思想来研究《诗》学是《诗蠲》的一大特点,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文本为主、以情论诗、以意逆志、以诗释《诗》上,以文学思想解读《诗经》打破了文学与经学的藩篱,使《诗》脱离了圣人之义的窠臼,重新焕发出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吸收与重构--郭沫若的生命主义诗学

"五四"时期,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时期.诗人郭沫若的很多有创建、有活力的思想,都出自这一时期.这个时期,郭沫若远离中国的权力话语中心,可以不受干扰地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他广泛涉猎了中外名人名著及其思想,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建构起自己的生命主义诗学.他的生命主义诗学是对中外生命哲学的吸收与重构,并在此形成了自己的对力的崇拜、情绪的直写、形式的极端自由、涅槃意识、天才论等等具有"郭式特色"的理论.     

清代徽州经学家胡培翚学行考述

胡培翚是清代经学史上卓有学术成就的经学家,他秉承家族治经传统,精通经学,将《仪礼》学研究推向了巅峰。胡培翚治学能洞察学术流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主张与学术风格,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