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之解码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不是对需要的满足,而是对符号编码进行社会区分的过程,传统的消费理论用需要的合法性遮蔽了生产的社会政治目的性,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物.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由于预设了真实的主体及需要,同样没有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要彻底解码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就必须进入符号学视阈,通过构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将矛头指向符号价值与符号形式.对鲍德里亚的这一理论我们要客观地分析、辩证地看待.     

鲍德里亚：消费的“符号”性——解读一种大众文化

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消费的已不是物品,而是符号。从人们最熟悉的“物”当中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秘密;他通过对大众日常生活的研究,达到破解大众消费文化的目的,认为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当“符号”性消费需求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真正进入了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时代。     

“主观性”·“意识形态”·“社会性”——“美学大讨论”时期朱光潜的人学话语研究

朱光潜将"人学"的学理化进程纳入到他长期关注并为之努力的一个问题域,即如何解决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状态,如何安置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位置。从朱光潜的思想路径来看,从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新时期,朱光潜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经历了从关注"主观"到关注"主体",从强调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到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作为实践的生产劳动,即艺术生产这样一个过程。"美学大讨论"时期,朱光潜虽然标举"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但是这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二元对立的理论前提下是不能成立的,在自然与社会对立的预设下是不能实现的。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朱光潜将目光转向了"人"。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我国当代美学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当代中国美学与＂西马＂美学在理论指向上也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不能因为有这种理论指向上的一致性,就混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质区别,更不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取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以＂西马化＂取代＂中国化＂。这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     

侗族“萨岁”信仰的美学本质审视——以坪坦村“萨岁”安殿仪式为例

“萨岁”安殿仪式是通道坪坦村侗民祭萨活动的事项,具有活态的基础美与本质美、目的美与境界美、功能关与价值美等多重美的内涵与关的特征。其村寨文化建设的文化价值显见。其中的侗歌侗舞,具有村民自娱自乐、提高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娱乐价值;其所蕴涵的生态知识,有建设美丽侗寨的生态知识价值;其中的伦理观念、和谐追求等等,有传承侗族优良传统美德的伦理价值以及建设和谐新农村的社会价值。     

“酒礼”存在的原因浅析——以河州汉族婚俗为例

本文以河州汉族婚俗中的＂酒礼＂为研究对象,运用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民俗学的视角以经济补偿、文化符号、维系婚姻稳定、物质基础和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内部和一定文化空间中财富互补等五个方面对其存在的原因进行民俗文化解读,探究其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认为＂酒礼＂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婚姻观念是其在长达几千年的文化变迁中能够遗存至今的必然原因,它的存在不是人为的,而是必然的。     

后现代消费主义的转向——从解读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开始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类社会正逐渐由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后现代社会,即转向了一个由符码、影像、信息等所主宰与操控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贪婪地吞噬着商品符号,因此人的主体性地位与价值被消解,符号成为了统治时代的工具,于是鲍德里亚认为的符号消费时代到来了。因此,从解读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开始,认识后现代消费主义,对于帮助我们树立社会主义和谐消费理念、构建当代和谐消费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论朱熹伦理美学的主要范畴：“文”和“美”

朱熹伦理美学的主要范畴是“文”和“美”。“文”在朱熹的学说中是个宽泛的概念,有众多的解说,但在朱熹美学中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含义,几乎涵盖了朱熹美学中的所有审美现象。“美”在朱熹的著作中也有不同的解释,但与审美现象也有密切的关系。“文”和“美”共同组成朱熹伦理美学的核心范畴。     

女性角色的“英雄之旅”——以迪斯尼动画《海洋奇缘》为例

作为大众文化,动画随着不同时代的变化和意识形态传达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理论作为迪斯尼动画电影《海洋奇缘》中女英雄莫阿娜的历险和成就过程的分析原理,并与花木兰等早期动画中的女英雄们进行比较,得出动画角色中的女性角色形象的刻画和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合理认识和把握这些信息,才能制作出大众认可和喜爱的动画作品。     

先秦儒家以“和”为贵的音乐美学思想

"和"是先秦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伦理、社会、文化诸观念。从"和"的哲理蕴涵到先秦儒家以"和"为贵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展开,乃是思维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先秦儒家尚"和"的乐教观,除强调音乐艺术形式本身之和外,更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的和谐,以及审美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包括与外界自然的和谐,与他人的和谐,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     

回忆的诗学——京派小说审美回忆论

论文从回忆这一诗学范畴探讨了京派小说的审美回忆类型即儿童视角叙事、回叙型叙事和梦想的叙事，京派小说的审美回忆首先是小说叙事的技巧和形式，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也是京派作家审美体验和人生体验的一种方式，是进行沉思与回顾的场所。通过回忆，因为时间的生成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对往事的远距离审视使京派小说获得一种“间离效果”，呈露出和谐蕴藉的审美风貌。京派作家用回忆消解了由现实困境带来的不安与焦虑，在颠覆现代都市文化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乡土神话——理想的文化图景和生存模式。从这一层面上讲，京派小说回忆的诗学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一种文化策略。论文把京派小说置于现代小说多元发展的背景下，考察其独特的意义与贡献。     

虚实手法与《诗经》的含蓄美

中国古典诗学特别重视诗歌的含蓄美,虚实是古典诗歌中表现含蓄美的一种重要艺术手段.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就是从实中隐虚,虚中现实,虚实结合这三个角度来表现其含蓄美的.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中西自然观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西方文化以＂两希＂文明为源头,中国文化则表现为＂儒道＂互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影响下,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也形成了不同自然观。     

中西美学比较三题

中西美学的三个主题是美、艺术和美感。在美的方面,中国古代的美是实用的美善和伦理道德的美善两个层次的,他们最终被定型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模式和道家的自然宇宙论模式;古希腊的美是人体之美的观看对象,并将其提升到对上帝或彼岸的爱的追求。在艺术方面,中国古代的"艺"的地位一直不高,"乐通伦理"和"文以载道"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流;西方艺术精神的主流则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模仿论。在美感方面,中国儒家归之于合乎礼教的"众乐",道家则归于与大自然相通的"至乐"和后来的妙悟、兴趣;西方则一方面有非理性的"诗的迷狂",另一方面有理性的"认识的快感"。在所有这些方面,中西美学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多媒体技术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

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有铺垫、突破、强化和概括等辅助作用，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积极探索并发挥其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作用。     

关于网络课程＂美学概论＂建设的思考

笔者开发建设的网络课程“美学概论”,教学内容丰富;网络课程中注重学生的交互操作,对时空分离的教学模式作出了一定的探索;技术难度高,包含大量音、视频资料;搜索技术用到了Access数据库,难度较高;软件界面美观,符合学生的视觉心理;操作简单,不需要大量的预备技能;提示信息详细、准确、恰当。     

商品美学三题:商品形象·商品美·商品意象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商品美学将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商品形象是一种特殊的形象，它必须体现实用、经济和美观的结合、统一。美的属性在商品形象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具体的内容。商品意象则是由美的商品而联想到的观念、思想和感情的集合，是某种被称为品格的形象。     

试析中国文艺美学学科产生的民族性因素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产生,除政治、文化及学术方面的原因外,还与我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有关,与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特性及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诉求有关。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几代学人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缺少变化辩——以刘备、关羽、张飞为例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长期以来有不少论者认为《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有类型化的倾向,人物性格单调稳定,缺少变化.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当我们细读文本时就会发现,《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都有很明显的变化.     

从接受美学视角比较《柳敬亭说书》的两种译文

介绍了接受美学理论及其基本概念＂空白＂与＂未定性＂、＂期待视野＂和＂审美距离＂,以及接受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随后本文采用了两篇译文,卜立德和王宏分别英译的《柳敬亭说书》。通过分析,在文章的逻辑结构和层次方面卜译的理解比较准确;卜译在语法和惯用法选择方面更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保持＂审美距离＂、增加读者审美经验方面,王译更多地采用意译,而卜译更多地采用了直译,并保留了原文的一些意象以加强读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了解,拓宽了读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