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周语》律吕名义中的"德主刑辅"政治布局

我国最早录全十二律名的文献是《国语》,书中所录十二律名不但完整保留到今天,还得到律学界公认,律学著作至今仍沿用此十二个名称。但这传统十二律名不是一次成形于《国语》所载之时。乐官伶州鸠是借助对六律的释说表达"敬天保民"思想,以六吕的释说表现法律思想,律吕名义的释说中暗含了"德主刑辅"的政治布局,目的是劝谏周景王勤政爱民。这种举措是其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思想潮流驱动的必然结果。     

太岁系统差异形成考

与岁星纪年相关的系列问题是历史年代学中关注争论的焦点,传统岁星超辰说或太岁超辰说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本文以《淮南子》、《史记》、《汉书》等古籍及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记载为中心线索,综合各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太岁系统差异形成原因及其对纪年方式演变的影响做出新的合理解释,进而对汉太初改历干支纪年之争予以重新解读。     

《左传》《国语》被刘歆窜乱的一项铁证——历史年代学家刘坦之说申论

《左传》是否被刘歆伪造或窜乱,争议极大,涉及《国语》一书。运用历史年代学家刘坦对星岁纪年的研究成果,分析《左传》《国语》内出现的岁星纪事,可以找到刘歆窜乱二书的铁证。刘歆《三统历》制定了十二星次的新名称体系,是此前各种书籍文献所无,《史记·天官书》仍采用先秦石氏"星经"的名称,即为明证。而新的"星纪"、"大梁"等十二次名目,其思路和来源,只有刘歆才可能设定,他出于构建新学术体系之目的,加之政治投机需要,遂采取书籍文献上作伪、掺假的行为,结果身败名裂,这是学术史上的一大教训。     

我国历史上是怎样纪年的

我国历史上的纪年方法很多,如帝王名号纪年(或称王、公名号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岁星纪年、黄帝纪年、公元纪年等.其中帝王名号纪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纪年法,有确切纪年可考的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掌握一点纪年法的知识,对学习历史,很有益处.     

鲁桓公生年考——从鲁庄公“子同”得名之由说起

关于鲁桓公的出生之年,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历代学者皆付之阙如。当其子鲁庄公出生之时,桓公因他与己"同物"而为他取名为"同",由此可推知桓公生年。因为,春秋时期流行岁星纪年,根据岁星——即木星大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的规律,将周天分成十二个位次。岁星运行到某次,就以该次纪年,十二年一轮回,类似今天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所谓"同物"就是"同岁",即鲁桓公和庄公出生之年,岁星运行都在同一个位次,也就是说桓公与庄公的年龄相差为"十二"的倍数。根据庄公出生年及史书所载桓公生平事迹可推断,桓公比庄公大二十四岁。庄公出生于桓公六年(前706),则桓公应出生于鲁惠公四十年(前729)。再以推出的年龄与史书记载桓公生平事迹相验证,无不符合。     

论“岁星纪年”及屈原生年之研究

对清代以来有关古代“岁星纪年”及屈原生年研究的状况作了较为系统的清理，对诸家研究的进展、得失进行了评述。认为：屈原时代的“岁星纪年”与“周正”相联系；元始“摄提格岁”（岁星居“星纪宫”）的标准年应为元前３６５年；元前３４２年周正应为闰年，屈原当降生于元前３４１年周正正月初二（即元前３４２年夏正十二月初二）。     

《离骚》注解辨正

人教社2004年版高中语文第三册有《离骚》(节选)一文,其中有几个注解值得商榷。1“.摄提贞于孟陬兮”注解将“摄提”注为“星名,指寅年”,不准确。这里使用了太岁纪年法,古人根据岁星(木星)在天体中运行的规律来纪年,木星大体是十二年绕天一周,由于它是由西向东运行,与十二辰①     

《诗经》各篇的题目是如何形成的

《诗经》的传播是很广泛的,像《关睢》《静鸟》《无衣》《氓》《七月》《硕鼠》《伐檀》等篇,先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连中学生也能琅琅上口了。但是,《诗经》各篇的题目是如何形成的呢? 比如说,首篇《关睢》,为什么题目叫《关睢》?此诗开头两句是:“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关关”,是鸟的叫声;“睢鸠”,是鸟名,似凫雁。为什么题目不叫“关关”、“睢鸠”或“关关睢鸠”, 而偏偏叫《关睢》?如果从此诗的内容去考虑,     

“自得”与“宗旨”:《国语》语体特征析论

从编辑学角度而言,《国语》的成书并非简单的史料汇编,编撰者以其独特的编撰体例和方法使"资治"、"垂法"的意旨通贯始末,奠定了全书的思想基调。通过对其篇章结构、叙述方法、资料来源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窥探《国语》"以国为别,各自纪年"、"以语为主,籍事寓言"、"依经立说,礼定是非"、"传而兼史,通经致用"的编撰理念,也是其相较其他语类史书的重要特征。     

《国语》韦昭注辨正札记

三国吴韦昭注是目前关于《国语》最早的注本,对研究《国语》有重要价值,然其中有一些注释不尽如人意,本文选取《国语》韦昭注10例加以辨正,以就正于方家。     

音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音乐因其特殊性，在我们生活中的诸多方面都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音乐凭借着其独特的功能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西周时期，盲人音乐家伶州鸠就曾跟周景王提到：奏出和谐的音乐才能说明国家的政治秩序完善，“百官”才能有道有法，各有所施。     

今用历谱与《史记》汉初历日不合例证举隅

我们考察汉初120年《史记》中历日的记载，发现有37处与《二十史朔闰表》、《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等今用历谱不合，本文以时为序将其列出。汉初120年也是司马迁去世前的120年．涵盖了他的一生和生前约六十年．《史记》的纪年理应可靠。文中揭发出的矛盾应当得到历史、历法界的解释。     

从语法学史看松下汉文法中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征

日本著名的国语语法学家松下大三郎于1927年出版了《标准汉文法》.该论著的知名度虽然远远不如他关于日本国语语法的其他论著,也未被汉语语法研究学者所重视,但该论著已经呈现出鲜明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特点,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933)十分相似,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语言观点上都肯定、强调普遍语言学理论的存在;...     

《辞源》翻检散记

在翻阅新《辞源》的过程中,发现它的注释尚有些可议之处,兹提也若干条讨论于下: 一、“一戎衣”(一部009面)条注:“《书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传:衣,服也,一著戎服而灭纣,又……汉郑玄注说衣读如‘殷’,即出兵伐殷的意思。一戎衣就是《书康诰》的‘殪戎殷’,     

《尔雅》郭璞注引《国语》谫论——《国语》学史研究之三

郭璞的《尔雅注》是一部重要文献,多引先秦汉魏众书以证《尔雅》释义,《国语》亦在其列,这本书对《国语》研究史与接受史的梳理具有重要意义。《尔雅注》所选《国语》语例尽管不多,但极其精审,足见郭璞对《国语》之推重与熟悉,此亦为《国语》颇受晋人重视与喜欢的例证。通过将郭璞引《国语》例与韦昭《国语解》对照分析,亦可推测出郭璞应阅读过《国语》韦注。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韦注《国语解》注疏分析

《国语解》是三国吴人韦昭对《国语》的注疏之作,它在《国语》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国语解》在后世影响巨大,除了传统认为它与《左传》关系密切,得益于《左传》的经学地位以外,其本身严谨、全备、既吸收传统成果又注重探究与创新的注释方法与独特的注疏特点是其内在原因     

《国语》:国别史的发端

正初识经典《国语》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汇编。共包括《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各按国别收录了当时各级贵族与治国相关的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国家兴衰。一般认为《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关于《国语》的作者,目前并未有定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这一说     

《国语·晋语三》勘校考异

《国语》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史料文本和语料文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语料价值。同其他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一样,《国语》也面临着文本厘定的问题。对现传《国语》各个版本进行比对、梳理是确立《国语》文本的重要条件。由于《国语》成编时间较早,叠经传抄、刻印,《国语》传本、刻本之间的差异相当多。把《国语》各种版本辑合在一起进行勘校辨正,确定是非取舍,消弭《国语》各本之间的差异,就越发显得重要。文章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金李泽远堂本为底本,参校明丁跋本、许宗鲁本、童思泉本和金李本,形成韦昭解《国语·晋语三》工作条目33条。在此基础上,参稽《国语》其他版本近30种,一一比对覆校,辨明文字,诠解训诂,揭举是非,推阐前贤,案以己意。以辨明《国语》各本是非及各本关系,以利于《国语》之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