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真词的再认识

清真调,即周邦彦词.周邦彦乃北宋一代名家,但古今对其词的评价,都大相径庭.自南宋直至近代,词学界对他评价一直都很高.把他说成“集大成”、“词中老杜”;解放以后.在五、六十年代,周邦彦及其词作却遭到空前的批判和否定.论者或斥之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甚至有的论者认为周邦彦在词史上起过反动作用.从艺术形式上肯定清真词成就和作用者也不多见.八十年代以来,对周邦彦及其《清真词》的全面评价渐次展开、有的论者充分肯定了他在词史上     

论周邦彦的小令创作

周邦彦是北宋后期的一位重要的词人,在中国词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本文从他的小令入手,讨论了周邦彦词作中几个特点,如抒情形象、取事用典、结构艺术、以及以赋为词的创作手法等,总结了周邦彦在小令创作方面的经验和独到之处。     

酒意甚浓好填词——试论周邦彦词中的酒意

周邦彦是词史上结北开南的人物,他的词浑厚凝重,耐人寻味。周词中常借助于“酒”来渲染气氛、表情达意,本文试图从文人、倦客、词者等三种身份认同角度来分析周邦彦何以对酒如此厚爱,并以此来解读周邦彦词的韵味所在。     

《清真词》评四题

关于周邦彦词的评价问题,历来多有分歧。本文结合北宋时代面貌的考察及对王安石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政治措施,进行分析,认为以周邦彦进《汴都赋》一事即断定其为政治词人之说,是值得商榷的。作者认为评价周邦彦词的正确途径应从浓厚的市民意识及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入手。文章通过多方面的比较,得出周邦彦是北宋词的集大成者、南宋词的先驱,为宋词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的结论。     

王国维词学的周邦彦情结

周邦彦是王国维用心最久、用力最多的一个词学批评对象,似蟠结于王氏无意识之中而挥之不去,1905年至1915年针对周邦彦生成一系列的批评话语;纽结于此,伴随了王氏强烈的主观激情、喜恶纠葛和褒贬认知困境,而又反复多变,演绎为王氏词学的一种创伤性过程。其周邦彦情结是词学批评史上一个经典现象,是二十世纪初王氏文化心理症候的反映。     

《词论》作者考辨

本文共分三部分。一、从《词论》的写作时间,《词论》论词标准与《漱玉词》的相左,和《词论》历评前代词人而不及周邦彦三个方面,推论其非李清照所作。二、《词论》作者应是当时词坛上声望卓著、精通音律而又力求合律、试图总前启后的词人,而这个人只能是独步一时的周邦彦而不会是年轻的李清照。《词论》的论词标准与周邦彦词“波澜莫二”。《词论》不提周邦彦,亦正可作为著作权属周的反证。三、从《词论》的体段格局看,它应是一篇词序的残篇;而从它论词的精神蕲向看,它很可能是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万俟咏的《大声集》所作的序。     

歧义词与非歧义词中英翻译对比研究

翻译歧义是跨语言间的一个常见现象,它是指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里有多个翻译。为了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认知过程,研究者对翻译歧义进行了很多研究。以中英双语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汉语和英语之间的翻译歧义现象对他们学习和加工歧义词的影响,从而比较翻译歧义词与翻译非歧义词的学习难易程度。采用翻译识别的实验任务,测试被试者在该任务中对英语单词与汉语翻译之间配对正确与否的反应时间和正确率。结果发现,对中英双语儿童来说,歧义词比非歧义词更难学,这种现象可以用交互激活理论和扇形效应来解释。歧义词与非歧义词中英翻译对比研究是翻译歧义研究领域的一个有益补充,对未来关于翻译歧义的双语加工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江西派”文学思想对周邦彦词创作的影响

北宋中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尽管由于新旧党争的关系,不见周邦彦与苏轼、黄庭坚等人有何交游,但这股雄劲的文艺思潮必然会对周邦彦词的创作产生影响。这可以从周邦彦与苏轼文人圈及江西派人士之间的关系;从后世大量论词杂著里对他创作的相关评价,并与黄庭坚相关的诗论词论相比较;从黄庭坚、周邦彦在创作和风格上与杜甫的渊源等几方面看出。     

周邦彦词集题跋序文论略

我们在对周邦彦词的内容风格进行研究探讨时,当我们把视角从周邦彦词集文本本身移开,转而去关注那些与之有关的题跋序文,亦觉得其中有些问题颇值得玩味,本文通过对周邦彦词集题跋序文的细读,可以大略了解到周词三方面的风格特色,即当行本色;善采融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内容风格缜密典丽、浑厚和雅。     

《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浅释

钱塘才子周邦彦,是北宋继苏轼后震耀词坛的一位艺术大师,他的词清蔚圆融而又格律精严,集词律、词法之大成,在眼花缭乱的词坛上提供了一种规范化的标准,成为词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是周邦彦创作的一首小令,词虽短小,     

即事类乐府在宋代的创作与渐变

以＂病时＂与＂即事名篇＂为主要特征,＂忧黎元＂、＂补时阙＂为其核心所在的即事类乐府,不仅为宋代诗人所雅好,而且还使之成为一时之创作风气。宋代的即事类乐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类型上主要分为＂自创新题＂与＂袭用新题＂两种。相对于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以＂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在形式特征方面已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其诗题大都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汉乐府式标题＂,一变而成为以＂×××歌＂、＂××行＂、＂××吟＂结构的歌行类乐府。而近体诗在这类乐府诗中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体诗一统即事类乐府天下的局面,在宋代已为诗人们的艺术实践所打破。     

诗词零札

中国古代诗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其语境的改变,往往在理解上产生一些歧义。文章对唐诗宋词中几首名作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和谐——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灵魂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安徽池州石埭人周太谷创办的一个民间儒家学派。该学派具有丰富的生命哲学思想,尤其是注重探究生命系统的和谐状态及其过程,形成了学派独特的生命和谐观。其生命和谐观涉及到天地万物之和、个体系统之和、社会人伦之和诸方面,对于现代个体生命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自然和谐以至整个宇宙和谐都具有重要价值。     

论律诗对偶的美学功能

律诗是我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而对偶作为律诗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规则，对律诗的审美功能及情感表现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偶具有对称对比之美及智性快乐两种美学功能，但以诗而言，它们毕竟还只是较低层次的美感。从深层情感表现角度来看，对偶以它高度对称的两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综合表达一个共同的意识的特性能使情感表现稳定有力和适度强化。除此之外，对偶的美学功能还表现在它对律诗的境界创造方面：诗的性质本身，总是竭力能在总的时间运动的框架中，融进 多的空间艺术的因素，这在律诗中表现尤为突出。律诗这种十分凝并短小而又极谨严的格徒本，如此狭窄的区间和容量，对于诗的时间运动业说无论如何是十分局促的，作为一种补充，律诗在诗的空间发展现方面超过了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诗体；而对偶艺术是律诗突破线性运动，向空间性艺术转换、创造诗的艺术境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论刘基和宋濂复兴四言诗绝学的实绩及其局限——兼论四言诗的特质及其流变

宋濂论诗宗经复古,认为四言诗乃千古之绝学,曾与刘基共倡复兴大计,并付诸实践;刘基的四言诗还受到后人的推崇,尤其是王夫之,认为千年以来,其成就堪比陆云,远超陶潜。刘基成功的原因在于,既反对两汉四言诗的式模风雅,又反对在五言兴起后四言诗的从俗格调,而主张继承和发扬诗经的变风变雅精神,同时在体制上承续刘勰等人的汉魏四言实乃新体的主张,从而使四言诗这一千古绝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复兴。     

《诗源辩体》中的唐代七律诗论

唐诗学是明代诗学的主体,七律研究是明代唐诗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成为了明代唐诗七律研究的总结之作。     

论赵树理对农村政治的独特理解

一生心系农村和农民的赵树理始终拥有一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他的创作紧密联系着社会变革和人民命运的充满时代感的现实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作家的政治评价和道德倾向。赵树理以其自觉而本色的农民立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农村现实和农民的思想矛盾、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并不时地闪烁出富有时代智慧的艺术思考。赵树理的人格精神、启蒙理想、文学创作实践在今天仍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唐宋婉约词主体意识的嬗变

在唐宋婉约词中,词人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由缺席到潜入、到确立、再到深化的渐进过程。花间词所抒发的情思与词人自身的情感体验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词人的主体意识缺席。南唐及北宋前期词暗暗融入词人的现实人生感受,词人的主体意识潜入其中。柳永的词由代女性言情转向抒写己情,由巧扮声口转向自我流露,词人的主体意识得以确立。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后期的作品,不仅寄寓着词人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感受,而且还流露出超越个体的时代情绪,显示出词人主体意识的强化。     

论元散曲隐逸思想的三大要素

隐逸思想是元散曲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元散曲的隐逸思想之中包含有三大要素,即：用历史意识慨叹社会,用天命意识参悟人生,用生命意识强调自我。命途多舛沉郁困顿的散曲作家们正是藉着这三种意识的支撑,在苟全性命的同时获得了灵魂的高蹈和生命的舒展。     

试论宋代祝寿词中的生命主题

祝寿是以封建伦常观念为思想根底,以喜庆欢愉为基调的风俗礼仪活动,统治者为了满足长生的幻想和享乐的欲望而大兴祝寿庆典,使与之相适应的祝寿文学得到较大的发展.到了宋代,以柔婉雅正为宗的词体文学与祝寿这种世俗生活内容联系起来,并且蔚成风气,这些词作不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态度,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