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人交游与文学关系刍议

南宋文人非常爱好交游,这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繁荣、政治偏安、文化兴荣等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南宋文人在交游中爱好切磋文学、唱和论道,形成了许多文化圈子和文学流派,因此笔者尝试以文人交游为切入点,刍议南宋文人交游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南宋文学研究做一些新的探索。     

《许昌唱和集》与宋代文学家族

《许昌唱和集》是叶梦得任职许昌时与诸公的诗社唱和集。绍兴年间由叶梦得整理成集,淳熙二年韩元吉、苏岘组织刊刻。是书收录了许昌诗社的诗人唱和作品,而参与许昌诗社的文人分别隶属于北宋三个文学家族,这就使得这部书在文人雅集唱和的同时,有了文学家族的某些特点。     

二苏岐梁唱和研究

苏洵、苏轼和苏辙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占据了三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而苏轼兄弟间的真挚情谊则成为文学史上的另一美谈。苏轼苏辙之间大量的唱和诗即是明证。岐梁唱和只有短短三年,但在两人长达四十年的唱和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岐梁唱和诗,不仅在数量达到了两人间唱和诗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留存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是研究二苏诗歌唱和的重点。     

从刘禹锡诗歌看其在洛阳的社会交往

刘禹锡在洛阳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涵盖迎送离别、往来唱和、园林集会等各方面。其在洛阳的迎送离别活动相对较少,情绪变化较大,大多比较激愤;往来唱和活动大多发生在他政治比较失意的时期,和友人唱和时,除了述说自己的苦闷外,还有谋求政治上发展的意图。刘禹锡在洛阳主要以参加裴度和牛僧孺的宴饮集会为主,由于和两人的关系不同,所以在和两人的交往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     

宋代同题唱和诗的文化意蕴——以一次有关琵琶演奏的小型唱和为例

宋代同题唱和诗不仅具有切磋交流性、游戏性、竞技性,而且具有互补性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嘉秸二年,欧阳修、梅尧臣、韩维、刘敞、司马光等人为杨褒家琵琶女奴演奏《啄木曲》而作的五首唱和诗,就是同题唱和诗的典型范例。五首诗中传达出的宋代文人生活情状与雅趣、宋代乐奴的生存状态、宋代琵琶及器乐的演奏与流行,都展现出宋代诗歌十分具体乃至深厚的文化内涵。     

论元白体的艺术特色

元稹、白居易的唱和诗为世人所称赞,其二人唱和之作不仅在当时社会轰动一时,而且对后世唱和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二人的唱和诗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写作手法和语言上都有着属于"元白体"独有的艺术特色。唱和诗在他们的诗作中有了新的意义,他们二人虽未开唱和诗之始,却将唱和诗推向了高潮。     

士子友谊与唱和诗——论欧梅唱和诗对元白唱和诗的继承与超越

从三方面对元白唱和诗与欧梅唱和诗在题材内容上进行了比较。认为欧梅唱和诗与元白唱和诗都有表现现实政治的内容 ,但欧梅唱和诗显得淡漠平和一些 ;在表达友谊方面 ,欧梅唱和诗在以悲情寄怀的一般模式外 ,强化了以文交友的内容 ;在描写世俗方面 ,欧梅唱和诗直接受到元白的启发 ,欧梅对唱和诗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 ,也极大地拓展了世俗化题材。欧梅唱和诗在题材内容上对元白的继承、超越和创新 ,反映了唱和诗这一特定文化载体在题材内容上的某种稳定性 ,同时 ,也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及其文人心态对唱和诗创作风格的影响。     

一石激起两层浪——从“庆历新政”谈《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都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名篇。两篇文章及其作者范中淹和欧阳修在很多地方值得比较研究。二人的生活经历颇为相似,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命运则一同随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共浮沉。经历了"文人参政"的失败,二人终归"文人"和"文章",历史给了他们多一份忧国忧民的感怀,也给世人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明末清初秦淮诗妓与文人之“诗交”

明末清初的“十里秦淮”不仅是商业繁华之地,也是江南文人士子的一方精神和艺术净土。他们在秦淮河文会征歌,并不是单纯地纵情于声色,而是一方面在此进行艺术化的生活审美体验,一方面把青楼画舫作为他们议论时政、同道相聚的政治空间。在文人与秦淮诗妓间相交相惜的过程中,他们相互唱和,互相影响,诗妓通过与文人交往,既提升了诗妓的文学修养、精神气质,也激发了诗人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审美热情。在秦淮河诗妓家院的私密性空间里,牢固根植于文人心中的诗性精神获得了最合适的滋生土壤。他们把自身的生命活动升华为一种对自由和审美的自觉精神需求,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政治、经济等实用主义的框架,变为一种人的内在需求的延伸。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以诗唱和”方式的演变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重要的活动方式是雅集结社,而"以诗唱和"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文艺活动。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他们"以诗唱和"的方式存有以下演变特点:在早期,由于能在同一时空下唱和,他们更多采用同题赋诗、分韵赋诗、次韵诗、题画诗等方式;当不能在同一时空下唱和时,他们更多采用赠答诗的方式;当赠答都无法实现时,他们以"异地同调"的方式在画上题咏。相对应的便是,其唱和诗中投入的情感分量越来越重,而且情感愈发趋于压抑、沉重与悲哀。而这又关涉到鼎革之际文人唱和方式与文人心态、诗学思想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     

唐代薛道衡子孙的文学创作与成就

河东薛氏是唐代重要的世家大族,也是文学世家。薛氏家族中,道衡之子薛收、孙薛元超、曾孙薛曜、薛稷及玄孙薛奇童等人,作为家族中的道衡一支,继承先人的文学传统,通过诗文创作、文人唱和和提携后进等方式,取得了群体性文学成就。这使得薛氏家族文学在中古家族文学的研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唐代诗人与僧人唱和诗研究

唱和的是诗人们沟通的一种方式,主要是为了交流感情,表示感激,用互赠诗词歌赋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唱和诗源于魏晋时期,一直发展到唐代最为昌盛,大量唱和诗都出自诗人与诗人、诗人和帝王、以及诗人与僧人之间,现如今大量学术成果表示,诗人与诗人之间相互赠送的唱和诗数量最多。唐代诗人与僧人唱和诗虽然和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唱和诗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仍然有着自己较为独特的风格。在《全唐诗》中就有记载大量篇幅的诗人与僧人之间互赠的诗词歌赋,本文主要分析唐朝时期,唐代诗人与僧人唱和诗的特点以及缘由。     

论明代的题画唱和

明代题画唱和与明代绘画的发展几乎同步,可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弘治年间为第一阶段,正德至隆庆年间为第二阶段,万历至崇祯年间为第三阶段。明代题画唱和具有群体性和地域性特征。其中,京城官员的题画唱和台阁色彩明显,多北地风景;吴中文人的题画唱和生活气息浓厚,多江南风物。同时,明代题画唱和具有画与诗相互生成的关系,一方面题画唱和孕育唱和诗集,另一方面唱和活动造就题画唱和。研究明代题画唱和具有多重意义:题画唱和作品既有文献辑佚的作用,又有书画鉴赏的价值,它还是变相的小型"唱和诗集",足以扩大和补充明代唱和文学的研究。     

论《永远的蝴蝶》的悲剧性及其特点

这是公元八二六年（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由和州返洛阳，在扬州与白居易相会时的席间唱和。诗词唱和，此唱彼和，相互酬答，是人们特别是文人骚客由来已久的雅兴和礼节。唐代张籍有两句诗将即席唱和的情景写得十分生动传神——“闲来各数经过地，醉后齐吟唱和诗”。     

清代戏曲家赵对澂及其传奇《酬红记》考述

清代是戏曲艺术发展的又一高峰.通过对赵对澂生平及其著作情况的考述,丰富了对清代戏曲家的研究.对其剧作《酬红记》版本、本事及内容进行探究,得出此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事来源的奇特及剧本中收录有大量的同时期文人、才女的题序题词,从中亦可领略当时文人之间相互唱和的景况.     

论元白唱和诗情感交流的类型

共同的理想追求,相近的诗歌风格,使元稹和白居易自相识之日起便结下了坚贞情谊。二人在交往过程中,常以唱和为媒介,传递信息,互通有无。文章试图从政治关切、仕途砥砺、精神安抚、诗艺切磋等多角度分析其唱和所渗透"相戒"、"相勉"、"相慰"、"相娱"的情感交流类型,窥探诗人间深厚友情,以作为彼此相处、知人论世之凭证。     

元代诗人张楧的家世、交游与文事活动

元代诗人张楧,乃宋名将张俊之后。他的名门出身,再加上其与蜀中大儒牟巘的联姻,使他深得前辈名宿的关爱,也备受同辈人的敬重,因而在文士圈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与交往的文人时常相聚,诗酒唱和。其诗歌对宋元政权的更替少有反映,忠于前朝的政治伦理责任感较弱。张楧及其友人尽情地享受人生,人性本真的一面得到充分的凸显。     

北宋天圣、明道年间洛阳文人群体考论

北宋仁宗天圣、明道年间,在西京洛阳有一个以钱惟演幕府文人为主体的交游唱和群体,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文人都参与其中,其成员多为年轻文人,富有朝气,性格各异。这一文人群体的形成,既是由于文人们志趣相投,彼此推赏,也与钱惟演留守西京以及洛阳的时俗风气等有关。他们在洛阳举行了较多群体性活动,彼此间的诗歌寄赠酬和亦频繁而广泛,其交游与唱和具有一种明朗昂扬的情调,促进了洛阳诗歌和散文创作的繁荣。     

论皮日休、陆龟蒙的杂体诗

晚唐作家皮日体、陆龟蒙二人在苏州相识之后,开始了一年多的诗歌唱和活动。据陆龟蒙编纂的皮陆二人唱和诗集《松陵集》看来,其中杂体诗一卷,凡86首。这是文学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杂体诗创作活动,其种类繁多, 而且有明确的理论探索,富有文体创新意识,颇为引人注目。研究皮陆杂体诗,对皮陆唱和文体特征的把握,有关键的意义。     

论中唐文人词体制的确立

文人词体制的确立始于中唐,张志和的渔父词是个标志。前此,刘长卿、戴叔伦以贬谪文化、边塞文化人词未引起文人创作的兴趣,至张志和以隐逸文化入词,开始形成一股唱和之风,其所作也突破了与诗同科的特征,从刨作层面上意味着文人词体制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