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祐体”

在对＂元体＂的认识与评价中，以张戒、严羽为代表的宋人与以吴之振、翁方纲、陈衍及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清人各执一端，截然对立。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诗学观不同并由此决定了不同的参照系统。前者以盛唐为法，近者是，变者非，后者则将＂元体＂放到了诗史的具体背景中来考察，肯定其变乃不得不然。要正确评价＂元体＂，不妨从清人论述中见其长，从宋人批评中见其短，即：元诗人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就了宋诗的特色，从而确立了宋诗与唐诗分立并行的地位；而＂元体＂的主要缺点则在于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倾向缺乏必要的警觉与限制，遂使后来的江酉诗派变本加厉，于是宋诗之特点逐渐成为其缺点。     

论苏轼对词体革新的贡献

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绍兴和议”时期出版限禁研究

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绍兴和议＂成,高宗与丞相秦桧为维护＂和议＂这一＂国是＂,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系列出版限制（文禁）,主要有禁反对派文集（特别是禁私史）以及禁程颐道学等。一系列的出版限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告讦之风的盛行败坏了社会风气,大量书籍的焚毁使文化遭受摧残,士子们争相创作谄诗谀文更使文坛蒙尘。     

《木天禁语》考辨

旧题范梓的诗法著作《木天禁语》,后人对其真伪多有争辩。通过对《木天禁语》的版本对比、辨体、范氏的诗评特征等方面的探究,认为《木天禁语》一书乃前人假托范柠之名所著,却也是元代诗学观念较为典型的体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有许多托名之作,这大抵是为了便于流传。     

金代全真道士之杂体诗词刍论

生活于金元时期的王重阳及全真七子的杂体诗创作,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别树一帜。全真道教从创始到壮大,一直坚持以诗歌,尤其是杂体诗来宣传教义,使传统的诗歌增添了颂道劝化的功能。概括地说,其杂体诗词,主要用来劝化世人、训导信徒和传授修道心法。在样式上,主要包括藏头拆字诗、数字诗、福唐体、联珠、叠字诗、嵌字诗、复字诗、攒字诗等,各施巧妙,别具智慧。在艺术上,在各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全真教那样博得文士乐道,并且对文学发生较多影响＂。     

论1928-1934年苏南地区、上海市“断禁”禁烟的局限性

1928-1934年,苏南地区、上海市（下称＂苏沪地区＂）采取＂断禁＂方法开展禁烟活动,最终收效甚微。究其失败原因,除了国民政府没有树立必禁决心这一决定性因素外,禁烟措置失当、军政当局贪渎、地方势力反抗、客观条件制约、外国阻挠破坏等诸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断禁＂造成了不利影响。     

魏晋论体文兴盛之内部动因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魏晋时期达到鼎盛,流传于今的作品就达200多篇。其时,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魏晋论体文兴盛的内部动因主要体现在其时＂论无定检＂的局面的形成,使文士的思想自由发展,思维素质得以提高。在立言不朽的创作动机激发下,创作论体文能够使文士的自我价值得到体现,因此选择了＂论＂这种最适宜表达思想的文体进行创作。     

元代前期对官吏犯赃的禁治

元代前期,官吏犯赃已较为普遍。随着对官吏犯赃严重性认识的逐步深化,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禁治措施,包括大量诏敕条格的颁降、纠举、考较与检核等。但由于受省台之争、台察官不＂举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官吏犯赃的禁治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论唐代“人日”诗

＂人日＂起源于创世神话。唐代宴会、登高、＂剪彩＂等＂人日＂节俗或为诗歌创作提供材料,或直接激发文人创作的灵感。唐代＂人日＂诗主要有歌春颂新？思人怀乡？感叹身世三大主题。＂人日＂诗中的意象主要有梅花、＂彩胜＂、柳、雪等。     

论陈子昂感遇诗的传承流变

感遇诗强调＂风骨＂与＂兴寄＂,在创作中主要艺术手法为＂有感而寓于言＂。经过陈子昂的实践,感遇诗的基本立足点和特点已确立。其后,张九龄在感遇诗的创作上继续深入,他把陈子昂感遇诗庞杂的内容进行了梳理,保留其＂兴寄＂之体的特色,也就是感遇诗的最基本的特点和立足点。在张九龄的诗里,＂比＂和＂兴＂作为诗歌创作的两种手段的痕迹非常薄弱,可以说整篇都是＂比兴＂。更注重诗中有所寄托。白居易的讽喻诗是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继承与发展,白居易的讽喻诗与陈子昂感遇诗中的感事类一脉相承,并且白居易的咏物寓言诗,以及对比兴手法的熟练运用都充分证明了白居易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继承与发展。所不同的是,陈子昂的诗重在批判,而白居易则重在讽劝。     

杨载《诗法家数》的体法论

杨载的《诗法家数》继承＂六义＂的诗学传统,从＂体＂、＂法＂及其关系对中国古代诗法做了系统的总结与阐释。本课题则拟从《诗法家数》着眼,重点对其＂体法论＂进行阐释。     

近十年杨万里“诚斋体”研究综述

＂诚斋体＂可谓是对杨万里的研究重点所在。＂诚斋体＂的平易自然、清新活泼,一直深受人们喜爱。本篇拟就近十年来学者们对杨万里＂诚斋体＂的研究进行综述,阐述＂诚斋体＂研究的发展历程、现状、基本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并根据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存的问题,大胆预测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空间。     

“梅村体”论

"江左三大家"出处不同,吴梅村由遗选而失路成贰臣,"失身"愧恧,是其难以排遣之真正哀苦心病。其诗称"梅村体",通常特指其长篇歌行。怎样解读吴氏寄之于诗的"用心",当是辨认"梅村体"之要捩。其诗"篇无虚咏","指事传辞,兴亡具备",即"诗史"品格。入清后,"梅村体"哀婉之情益浓重,而悲慨气韵渐见衰飒。情多于事,锋锐钝化,议论胆缩,"史"识必亦淡散。言"梅村体"必于深情之外言及丽藻。情不浓深,"诗史"易成史论,失却诗之特性;若褪去藻采之丽,则必徒成少陵诗史之仿效,不成其为"梅村体",从而也难从元、白"长庆体"中分离,自成面目。丽词藻采是梅村歌行的形态标识。藻丽之色,原基于吴氏早年即擅长艳体,系晚明世家子弟的才子气表现。"梅村体"的"凄丽苍凉",实不止仅存见其歌行,同样体现于如《赠寇白门》等近体诗作中。"梅村体"应是吴伟业诗作整体构架而成。     

析魏明帝禁浮华

汉晋时“浮华”一词因使用场合不同而有多种含义 ,可以指奢靡 ,不守章句礼仪 ,有名无实及轻薄放纵的社会风气 ,也可以指朋党。魏明帝太和年间禁浮华则主要是从政治着眼 ,其真实意义在于严禁朋党。魏明帝本人虽口吃少言 ,却颇有大略 ,特好法理 ,习于军事 ,且又雄心勃勃想要完成统一大业 ,因此对于桀骜不驯、恃才傲物的当时名士颇为厌恶。太和二年的未遂政变 ,使明帝强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压力 ,由此直接导致了禁浮华的一系列举措。曹植在明帝继位时仍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并且与当时名士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极有可能结为朋党 ,成为政治隐患。因此 ,魏明帝禁浮华主要是针对曹植的 ,曹植死后 ,禁浮华也便由显著激烈而归于平静     

贺贻孙诗学批评中的诗“厚”论

贺贻孙与竟陵派有着深厚渊源,他沿竟陵派的思路将诗＂厚＂之说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了以＂厚＂为中心的诗歌理论体系——诗＂厚＂论。其内容主要包括：神厚、气厚、味厚是诗＂厚＂的具体组成,三者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富、肥、蛮、淡、薄则是与诗＂厚＂相关联的五个审美范畴,它们与＂厚＂或类而不同,或对立却内通;内养作为创作主体的修为,是达到诗＂厚＂的基础;蕴藉作为表达方式,是诗作通向＂厚＂的路径;无厚之厚,是诗＂厚＂的最高境界。     

论词体的特征和词体的形成

本文主张从词体的特征出发来研究词的起源。词体的本质特征是律化的谱式定型,包括各词调的音乐形式的定型和歌词的句度、用韵方式和字声组织方式等格律形式的定型。词体的形成是多因的。它继承发展了诗三百以至汉魏六朝乐府的传统;是汉语声律原理在杂言歌词中成熟运用的产物;音乐的大发展为词体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中认定词体萌芽干齐梁而形成于中唐,其标志是人们自觉地按照定型的谱式填词。     

论先秦儒家的诗学思想

儒家是最重视诗与诗教的学派。儒家认为诗的本质是＂言志＂的,将诗作为歌咏王道政治的载体;同时认为诗有多重功能,在多重功能中,更强调诗的伦理教育功能。     

论沈祖禁现象

沈祖蕖创作,以词作造诣最高,诗次之,新诗又次之。她有三个现象耐人寻味：1．她自称“一生低首小山（小晏）词”,其词体创作实践却与这一关学理想不符。她的婉约词,走周邦彦、南宋格律词派及清代常州词派的路线,其令词也更近温韦、南唐,而不是小山。究其原因,乃在于“时序”,“非作者所能自主也”（汪东）。2．沈祖莱词篇篇可读,集中等闲之作,置诸“他人集中仍是佳词”（汪东）,而求其代表作,反不易得。在当代词的选本中,倘若没有量的保证,比较吃亏。3．在沈祖菜称不上大家的古近体诗及新诗领域,她反能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占尽风滴．     

论苏轼对词体革新的贡献

<正>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论日本的独禁法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逐渐集中在少数集团和少数资本家手中,生产日趋集中,最后导致了垄断.日本从1947年开始制定与颁布限制垄断的法律,日文称作"独禁法".日本"独禁法"的制定、执行以及存在的问题,都可供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