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玉赋中的女性形象及艺术特色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辞赋大家,"屈宋"并举足以说明宋玉作品的价值和地位.<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宋玉赋十六篇",而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宋玉赋作仅为十篇,女性形象是这些赋作的主题之一.本文通过剖析宋玉赋中各式女性形象及其对后世作品的影响,阐释出宋玉笔下女性形象的基本特征及其艺术特色.     

《文选》载宋玉赋内容新论

司马迁说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贾生列传》),明确指出宋玉擅长赋体文学,并以此著称于世。程廷祚称宋玉为“赋家之圣”,在其《骚赋论》中说:“赋何始乎?日:宋玉。”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由是词人之赋兴焉。”(《青溪集》卷三)宋玉在赋史上的首创地位和巨大贡献,是不可泯灭的。《汉书·艺文志》称“宋玉赋十六篇”,多早已失传,现存者亦喜伪难辨。《古文苑》所载宋玉赋六篇,实为伪托,几已成定论。多数人判为宋玉所作的《九辩》,属骚体,《昭明文选》即列入“骚”类。至于《文选》收入赋类的     

屈原赋、荀卿赋、宋玉赋异同论及其影响——南北文学融合的一个例子

赋的起源与定型,常常涉及屈原、荀卿、宋玉三人。就讽谏而言,屈原用比兴;荀卿是“隐语”,但看起来是直述;宋玉是“讽谏”,是从反面说。就赋的问答体而言,屈原是诗的自问,荀卿是说理的自问自答,宋玉是叙事性的“客主以首引”。就“铺叙”与“劝百讽一”而言,屈原是反反复复的情感抒发与铺叙式地叙写山水景物,荀卿的“隐语”理所当然铺叙事物特点,宋玉赋,体制为铺叙之“百”与点题之“一”,构成了效果上的“劝百而讽一”。就篇末有诗而言,屈原有“乱日”,苟卿有“饱诗”,宋玉以后可有可无。屈原赋寓实于虚、肆以南方地域的荒唐谲怪之词,荀卿赋有中原地域的端庄严正,宋玉赋在“荒唐谲怪”基调上又有荀卿赋的理性“讽谏”,所谓舍南北之风而成。此三人的影响分道扬镳,屈原为骚体文学创始者,荀卿盛为诸子之名,宋玉则成为赋文学史第一人。     

谈宋玉赋在形式和结构上对文赋体制的贡献

先秦时期的文体虽然以诗文为主,但一些文学作品在句式、结构上已为赋的兴起和独立创造了条件。宋玉始以"赋"命名作品,不但继承了先秦文学的对问和讽谏传统,而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改革、发展,使对问和讽谏成为赋的传统。除此之外,宋玉赋专注写物、辞藻华美、句式整齐等特点都对后代赋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为文赋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试从形式和结构来分析宋玉赋对文赋体制形成做出的贡献。     

从《风赋》看宋玉赋对《庄子》的接受——《文选》研究之二

宋玉赋受《庄子》影响甚大。研究者在探讨《庄子》对宋玉赋的影响时,多从赋体文学的特征着眼,认为宋玉赋中的对问体与铺陈手法等艺术特征来自《庄子》。然此类观点显非圆照,因为对问体与铺陈手法等乃赋体文学长期发展广泛吸纳沉淀而成的结果,并非专得自某一家。全面考察《庄子》与宋玉诸赋,最具《庄子》＂个性＂而又被宋玉赋所接受的,当是题材、作法与语言等因素。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解——论宋玉在赋体文学形成中的地位

司马迁所谓"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准确地评价出宋玉在赋体文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宋玉赋和汉赋在结构方面具有三个特征,即有"序"文,"对话先抑后扬,后来者居上"以及"相同题材重复写作"。宋玉创造出真正可称为"赋"的这种文学体裁,他是赋体文学创作的第一人,他的"赋"作,对汉赋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五学人论楚辞

季羡林先生认为,楚辞研究应注意不同文化区域以及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林庚先生认为楚辞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褚斌杰先生认为,屈原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聂石樵先生认为,研究屈原赋应特别注意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屈原继承和发展了 诗经 的比兴手法。费振刚先生认为辞与赋的区别,可以从是否与屈原相关等方面来分析季羡林先生认为,楚辞研究应注意不同文化区域以及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林庚先生认为楚辞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褚斌杰先生认为,屈原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聂石樵先生认为,研究屈原赋应特别注意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屈原继承和发展了 诗经 的比兴手法。费振刚先生认为辞与赋的区别,可以从是否与屈原相关等方面来分析     

当年宋玉悲如许——探析宋玉赋对辛弃疾词的影响

宋玉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他的赋体文学对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的词作具有重要影响。辛词中伤春悲秋的主题、以文为词的句法及谐谑词均可在宋玉赋中找到古老的源头。     

贾谊赋中的屈庄模式

贾谊的两篇主要赋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中表现了明显的屈原情结和庄子思想.他借屈原为表征抒写哀怨之情,又以庄子寄予出处情怀,表露了他的复杂心态,也形成了抒情言志赋创作的屈庄模式,并对以后的汉代辞赋创作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汉志》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是以屈原及楚辞为着眼点,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进行分类与著录;《汉志》(《七略》)出于数量上平衡的需要,将屈原赋之属之外的赋作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前者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后者著录的则是文辞不如前者的赋作。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三类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其一,屈原赋之属与刘向所编《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其二,《汉志》(《七略》)的目录学特点;其三,汉人的赋作评价观。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登徒子好色赋》中秦章华大夫分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本文对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的秦章华大夫这个人物进行简单分析。     

赋的叙事特征

赋的内容与形式都表现出叙事特征,内容方面的叙事特征表现在赋序叙事、典故叙事与喻事、写人纪行,形式方面的叙事特征表现在客主问答的叙事框架、虚构想象的叙事模式以及描写与叙述相结合的叙事方式.     

苏轼笔下的屈原

苏轼很敬佩屈原。他虽然没有写过专门评论屈原的文章,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诗、赋、书信和杂文里,找到一些和屈原与《离骚》有关的文字,《屈原塔》诗和《屈原庙赋》,就是其中最详细的资料。本文尝试尽量把这些资料集中在一起,加以分析和讨论,使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苏轼对屈原和《离骚》的看法。     

说以他称写已与自我称扬：－兼说屈宋某些作品之真伪问题

以他称写已与自我称扬，于古于今，皆属异常。以“常”规之，往往似是而非，现当代不少学者对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赋之怀疑，即如此。     

《文选》所录贾谊《吊屈原赋》、《服鸟鸟赋》讲疏

《吊屈原赋》、《服鸟鸟赋》皆为汉代咏怀写志名篇。通过笺释,我们认为:《吊屈原赋》乃现存汉代表现"士不遇"主题的重要作品,其写法上继承了屈原《离骚》香草美人之传统,赋中大量用比,连类繁举,在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还对迫害屈原的群小表示了极度的愤慨,因而《吊屈原赋》在悲悼屈原的同时,也在悲悼自己。尤其是用古事写今情,做到了古典今情的完美统一。而《鵩鸟赋》通篇大旨,在以道家齐物之理,自慰远谪之情,其中"齐生死,等荣辱",以对抗人生之牵累与忧患,尤为突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论其艺术特色时说:"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而在赋体文学发展中,"《鵩鸟》为赋之变体,即其体而通之,凡能为子书者,于赋皆足自成一家"。     

屈原与登徒子

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很难将他与以好色著称的登徒子联系起来。其实,《登徒子好色赋》中的登徒子并不好色,反而和屈原守志不移的品格相吻合。本文通过对屈原思想、作品与《登徒子好色赋》的分析比较,认为宋玉笔下的登徒子就是屈原。     

语短情长,辞清意畅——《吊屈原赋》浅谈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免”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吊屈原赋》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屈原的《离     

论唐前神女赋的流变

宋玉赋中的女性形象以《高唐赋》、《神女赋》为代表可分为奔女和神女两大系统。奔女赋快速消亡,奔女形象融入诗歌;神女赋则形成了系列。正统系列以曹植的《洛神赋》为代表,分支系列以陶渊明的《闲情赋》为代表。唐前神女赋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发展轨迹,除时代风尚的变化、作者的个人特点等因素外,其以刻画女性形象为主体,追求人生信念和终极理想以及对因求而不得而感慨伤怀加以唯美表达的特质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论班马评屈原、屈赋及汉赋的分异

本文从《史记》、《汉书》及其他史料入手,论述汉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对屈原、屈原赋以及汉赋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异同。并且从班马的学术渊源、生活遭际、史识观点等诸多方面分析造成这种分异的原因。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不应为一谈，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骚、赋体性之差别，骚、赋之流变，说明二者之不山，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