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采《左传》材料类览

《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法,将《史记》采用《左传》之材料分为以下几类：《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剪辑摘要;《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归纳综合;基本引用《左传》原文或采用《左传》原意;《史记》在采用《左传》材料时,适当增加了文字以体现作者意图;《史记》与《左传》主要内容一致,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史记》中某些用词义项或某些说法可从《左传》中找到出处、原由。     

《史记》《新序》校勘记

刘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校书的主持者,他所编撰的《新序》《说苑》两部书,大多采自百家传记,其内容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互相出入。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云:“此二书乃向采传记为之,所叙之事一仍古书原文。”今本《新序》已经不全,但就仅存十卷来看,它保存了所据古书的原貌,文字内容可补充《国语》《战国策》及《史记》的不足,也可作为校勘这些古籍的参考。     

《史记·陈涉世家》与《汉书·陈胜传》对读札记

《汉书·陈胜传》围绕着文字考据、史实征订、人物称呼等方面对《史记·陈涉世家》进行了诸多删改。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班固的"剪裁"多有论述,并提到了二书对陈胜称呼的差异,对《史记》的"世家"之体也发表了相关见解。     

牛运震《史记评注》纠驳旧注辨析--以司马贞《史记索隐》为主

牛运震《史记评注》作为一部点评《史记》的著作,在清代《史记》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其书对说解《史记》的旧注批驳甚多,多言之有理,内容涉及到体例、文字校勘、典章故实、词语训释等多个方面,形式上有批驳其讹误之处者、有辨司马氏之未明者、有可两说并存者、有个别司马氏不误而牛氏误者等四种情况。本文以其书对司马贞《史记索隐》的点评为对象,辨析其纠驳内容与形式,总结其学术特点,以期对清代《史记》学研究发展有所裨益。     

《史记》神学目的论质疑

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一书列举大量神话材料论证《史记》的著述表明司马迁对君权来源的看法,并以此说明《史记》有神学目的论倾向。其实这是对《史记》的误读，是囿于简单化和表面化的认识。该书举证的神话材料涉及了《史记》阐释的历史化神话、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神话化等问题，司马迁对这些问题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使他能超越君权神授的思想，把握历史本质的真实。     

《史记》的楚文化气质

《史记》一书具有浓烈的楚文化气息,其自由浪漫的精神和强烈的抒情性,正是神奇奔放、飞跃浪漫的楚文化的韵致。书中对楚文化的倾情记叙和对与楚文化一脉的道家的继承,也从不同侧面诠释了《史记》的楚文化气质。楚文化构成了《史记》的精神气骨,《史记》是继《离骚》二百年后,又一部禀受楚文化恩泽的大成之作。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三题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三题游翔关键词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史记·平准书》是中国古代史著中第一篇经济史篇，《汉书·食货志》承袭《史记·平准书》而来。本文拟就两者的范畴界定、撰述旨趣以及各自所蕴含的经济史识作一比较，故名曰：《〈...     

论《宋本史记注译》的整理特点

霍松林、赵望秦所主编的《宋本史记注译》是《史记》点校今译的最新成果。其书以百衲本《史记》为底本,在文字及形式方面都很好地保留了底本原貌。断句标点时又广泛吸收学人研究成果,较之他本多有改进。而在今译上则第一次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译。     

《后汉书》李贤注称引《史记》考校

对中华书局整理本《后汉书》李贤注称引《史记》材料所存在的校点问题,结合有关资料,提出12则作讨论辨正。     

《史记》《汉书》校勘札记

东汉班固作《汉书》,其中78篇沿用《史记》原有篇目,虽然在原有文句的基础上作了剪裁删削,但仍然保留了大量可用于比勘的异文材料。这些异文材料是研究《史记》版本、校勘、史实出入的较有价值的材料,并可由此上窥《史记》《汉书》古本之貌。《史记》《汉书》对校是《史记》校勘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运用他校与本校的方法对《史记》《汉书》九处异文进行校勘发现,《汉书》的确能对《史记》起到订正作用,同时也可以发现《汉书》的校勘问题。     

从《汉书》对《史记》材料的挪置比较马班的叙事手法

《史记》“近于圆而神”,《汉书》“近于方以智”,这是马班比较研究的传统论点,但历来谈及此问题的学者都本于章学诚,很少注意到顾炎武也有相似的论点。我们从文献学的方法出发,对《汉书》和《史记》进行比较,钩稽出《汉书》对《史记》做了挪置的材料,对顾炎武的论点进行了再阐释,从叙事手法的角度重新论证了《史记》“近于圆而神”、《汉书》“近于方以智”的传统论点,使其更加充实有据。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剌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从“以史附经”到史部确立

受汉代宗经尊儒思想的深刻影响,班固<汉书·艺文志>直承刘歆<七略>的分类方法."以<史记>附<春秋>";<隋书·经籍志>借鉴了班固的分类方法,参照魏晋以来各家书目的分类情况,结合魏晋至隋代史学发展的实际,将史类书籍独立列部并设十三小类,明确了"史部"概念.确立了史部在我国传统目录学上的地位.     

刘知几的史汉比较研究

刘知几最早最系统地将《史记》与《汉书》作了比较研究，内容涉及到史学目的、史学价值、历史编纂学、语言、缘辞等许多方面。比较中既有肯定《史记》的，又有肯定《汉书》的，但是扬班抑马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一研究具有创造性，值得研究与借鉴。     

浅谈季布故事的变更与发展——兼论《捉季布传文》对《史记》中季布故事的拓展

敦煌本《捉季布传文》的故事原型来自《史记》、《汉书》中的季布故事,由于时代的变更,社会的发展,文体文风以及受众视角的转变,使得季布故事在流传中不断加以丰富,至唐代敦煌变文其情节更加完善,人物更加丰满,不仅一改汉代史传文学简略质朴的叙事风格,而且整体变化尤为明显。探讨《捉季布传文》对《史记》中季布故事的拓展,进而探究唐代俗文学的创作视角。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与《隋书·经籍志》“经部”对比研究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最早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第二部重要的史志目录.《隋志》基本继承了《汉志》,但两者也存在不同之处.本文选择《汉志》“六艺略”与《隋志》“经部”为研究对象,先从著录种类的角度进行比较,发现《汉志》未收入纬书,分析其原因;再从著录体例的角度进行比较,找出两者的不同.     

唐代《史》《汉》古注考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 2 2种唐代学者为《史记》、《汉书》所作的古注 ,文章对其注释、音义、杂论、辨疑等 ,一一作出考证。通过考察书目著录和其它史料 ,进而研究诸书撰述的缘起、内容大概、流传影响等 ,并推断其亡佚时代     

《史记·孝文本纪》散论

《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比照,可以看出“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的差异,亦见从《史记》创设的本纪到《汉书》成为后世史书范例本纪过渡的完成。文中记事表现出刘恒就位时的人心向背、其思想借鉴中所闪动的历史底蕴的余光和能自主协调政事的胆识。司马迁对汉文帝形象的塑造,对认识秦始皇、汉武帝的作为有重要的比照价值。     

《文苑英华·赋》校注引书考

考查宋初所编《文苑英华》中一百五十卷赋作的校勘记可以发现,南宋人刊刻和校勘《文苑英华》时使用了《周易》、《诗经》、《尚书》、《左传》等十余种经部著作;使用了《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部著作;使用了《山海经》、《管子》、《庄子》、《列子》、《艺文类聚》等子部著作;使用了《楚辞》、《文选》、《唐文粹》、《乐府诗集》等总集与陆机、王勃、白居易、元稹等三十多人的别集。这反映出唐代律赋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宋代文赋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先导意义。     

白寿彝先生和《史记》研究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以全面、贯通的史识,注重《史记》的思想性研究;从历史文献学和编纂学的角度,探讨《史记》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和体裁上的综合运用;注重《史记》的表现手法及其在历史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善于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发扬光大;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勇于突破僵化思想,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界占有突出地位,是建国后我国"史记学"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