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见南子”新议

孔子一生中最富传奇和浪漫色彩的是他在濮阳拜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趣事,这是有关孔子生平叙述中唯一的一次大圣人与名女人的会面。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孔子一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话,引起二千多年来顶尖级学人的诸多猜想与注释。     

子见南子的戏说空间

电影《孔子》中“子见南子”的情节引起了众多观众的热议,说到“子见南子”,不能不说到子路,不能不说到孔子创造的师生关系。     

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

孔子在司马迁心目中是一位不朽的"至圣"。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做了"世家"。司马迁之所以如此推尊孔子,一是受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二是受家学渊源影响,三是与他的遭遇相似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既还原了被春秋公羊学派神化的孔子,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学术传统,又给西汉思想界注入了理性的光辉,突现了可贵的学术良知和传统的史官精神。     

小处见大 笔曲意深——也谈“侯嬴果北乡自刭”

侯嬴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人物,他是魏国的一个隐士,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抱关者。信陵君屈尊求贤,亲自驾车虚左迎接他于大庭广众之中,遍赞宾客,酒酣,为寿侯生前。侯嬴受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为了报答,在     

孔子言行考两则——以《史记·孔子世家》为中心

<史记·孔子世家>是正史中有关孔子行状,言论的最早传记.该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是孔子诛杀鲁大夫正卯的真实性和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在总结和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了孔子诛杀少正卯为伪说和孔子作<易>传的结论.     

从乱世之《春秋》到治世之《史记》——孔子与司马迁的史学价值观之比较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在其诞生过程中与乱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联系。孔子生于乱世而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这种褒贬鲜明的春秋笔法构成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乱臣贼子惧”的尖锐有力的制约性的文化道德规范，从而将早期中国文化的“空言”传统彻底改造为一种全新性质的“行事”规范。然而，生于治世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却巧妙地消解了历史学、历史学家与乱世之史、治世之史之间的内在矛盾或本质冲突，以治世之史代替了乱世之史。与孔子不同，太史公著《史记》而天子、大夫乐，把历史著作的乱世的批判精神扭曲为治世的歌颂风格，其诗人气质也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史记》的诞生，标志着知识分子成为正式的“循吏”，历史著作也真正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根据。     

论《史记》中的“宣汉”思想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宣扬汉德之情。这在《史记》表明著史目的的自序和其他篇章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宣汉”思想是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愿和对史索职责更深层认识的结果。是史学实录精神的要求，也是他内在思想的逻辑旨归和进步史观的必然结论．     

“良药”原来是“毒药”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一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名句，至今仍为我们所习用。但笔者在翻阅司马迁《史记》时发现，此中的“良药”原作“毒药”．如《淮南衡山列传》中“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看来这一名言在秦汉时已是相当流行。     

论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以《子见南子》和《孔子的智慧》为中心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新思潮洗礼的林语堂,在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和用英文编撰的《孔子的智慧》中,通过对孔子言行及孔子思想的伦理审评,消解了被汉宋儒家神圣化了的孔子形象,让孔子形象向人性化回归,把他还原成具有再接再厉的可贵精神、顺乎人性的道德修养和近乎人情的、集智慧和喜怒哀乐于一身的活生生的“真人”形象。     

《史记》对孔子德治思想的继承

汉武帝时期是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灿烂的时期,政权统一,国家富庶,但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神仙方术,以严酷的刑罚治国,等等,使得西汉王朝盛极而将衰。司马迁以史学眼光及时关注到这一点,又逢李陵之祸,因而注意到德治和礼治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孔子的学术司马迁是格外关心并潜心研究的。本文着重探讨了司马迁在德治方面对孔予思想的继承。     

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与儒学的关系

由于深受时代背景、家庭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与儒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其所著《史记》,无论从体例的编撰、篇章的设立,还是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以及取材的依据和史料的鉴别,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对儒学的盲从,而是有所突破,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最终“成一家之言”。     

论《史记》中的“梦”

《史记》中的做“梦”者,均为贵族,他们的梦,展示了错综复杂的宫廷争夺储君的斗争,暗示了政治权力的走向,反映了时代的思想局限。司马迁笔下的“梦”,力避暴力和诡秘,大多平和而富有寓意。“梦”是司马迁写人的一个有力工具。     

从孔子相貌引出的历史研究

岳麓版必修三第一课是“孔子与老子”，在研究了2007年广东高考历史试题的基础上，我对本课教学设计了这样的环节：     

以继《春秋》为己任 发述往思来之幽情——司马迁与孔子史学学术的关联

孔子作《春秋》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很大。司马迁著《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 ,推崇《春秋》和孔子思想 ,在史学上继承光大孔子的学术思想 ,成一家之言。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从《史记》引逸诗看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观

司马迁《史记》中引用了四首逸诗,这反映出司马迁极力为自己所提出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使于礼仪＂的＂孔子删诗＂说寻找理论依据;这与其撰写《史记》时所具有的＂成一家之言＂创新精神是相一致的。     

司马迁记述的“春秋五霸”

本文从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提到＂春秋五霸＂而未确应其对象来设点研究,通过详尽的史料分析与逻辑推理,得出＂春秋五霸＂分别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和吴王阖闾的结论,从而为＂春秋五霸＂的史学考证提供了新视角。     

《史记》中“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的矛盾统一与超越

“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在《史记》中的综合运用，表面看来它们所代表的叙事方式水火不容。可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两种叙述方式一属于史官之职，一属于史官之志。在叙事结构内部二者是没有冲突的。非但如此，两种方式相互统一。共同为表达主题思想服务。     

也说孔子删《诗》

孔子是否删《诗》？这是中国学术界争讼千年的论题。隋朝以前无人否认孔子删《诗》,唐朝孔颖达则疑孔子删《诗》;至当代则有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等论著亦持否定孔子删《诗》说。本文依据《论语》、《左传》、《国语》、《墨子》、《庄子》、《尚书孔序》、《史记》、《汉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徐中舒《左传注》等丰富而有说服力的古今论据,特别是《论语》、《左传》引《诗》、论《诗》的可靠证据,充分论证孔子删《诗》。     

司马迁“藏之名山”说新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分为正、副两本,副本藏于京师的国家书府,正本“藏之名山”。“藏之名山”是为了将《史记》传给“后世圣人君子”,即所谓“传之其人”,希望以此做到立言不朽。“名山”属于泛指,是秦汉方士宣扬的神仙所在,“藏之名山”用典应为此前流传的大禹得神书以治水的神话。藏于名山的《史记》只有通过后人主动寻找,才能实现“传之其人”,这是一种在时机成熟下的自发性行为。司马迁将儒家立言不朽的追求与方士求仙思想相结合,创立了“藏之名山”的文化传统,成为后世文人著书立说的最高追求,对道教中道经的传授方式也有重要影响。颜师古对“藏之名山”所作“备亡失”的阐释,对古代图书的保存同样也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