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岳全传》与佛教之因缘

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与佛、道二教的缘分相当深厚,几乎从开篇便沐浴在佛光、道风之中。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说岳全传》对佛教素材的吸收、改造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择取与佛教有关的素材进行生发、改编;二是借助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编织与佛教有关的故事情节;三是从佛教观念或传说出发,衍生出人物或故事。正是这三种方式的巧妙运用,才得以形成全书"因果报应"的结构布局、"忠奸——出世"的双重性主题及"鹏——龙"型人物组合,并赋予小说浓厚的宗教色彩。     

民间信仰、叙述母题与《说岳全传》的主题

《说岳全传》作为清初英雄传奇小说的典型代表,一方面延续了"按鉴演义"的基本创作模式,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很多民间叙事色彩较浓的材料,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生动,文学色彩也有所增强。民间叙事作为一种下层文化,其内容必然反映着民众心理、民众思想和信仰。与民间叙事作品结合非常紧密的最小事件——母题,在本书中也有着鲜明体现。钱彩、金丰正是巧借"因果报应"这一宗教观念为叙事框架,重新排列众多叙事母题,从而在突出小说"忠奸斗争"主题的同时,又对人类的生存模式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明清小说中的“双姝”模式研究——以《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为例

《聊斋志异》与《红楼梦》是明清“双姝”模式小说的典型代表。《聊斋志异》通过异类组合塑造出奇幻的“双姝”形象,既是对明末以来文学思潮的反思,也是对人间至情的向往;《红楼梦》则通过“影身人物”一真一幻等技法表现出作者的精神倾向。这既是受明末市井文学的影响,也是受中国传统儒家与道家文化的影响。     

《水浒传》的影视传播与接受——以长篇电视剧新《水浒传》为例

从传播学的角度,中央电视台2011年推出的长篇电视剧新《水浒传》是四大名著第二次改编中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新《水浒传》利用当下"电视—视像"改编名著的技术优势,并借助多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了《水浒传》视觉传播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同时,对于小说原著的思想、人物和情节也做了适当的改动,有些内容是全新演绎甚至是颠覆。这些改动一方面体现出编导、演员对原著的理解,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迎合当代大众期待视野变化的结果。     

神话·仙话·鬼话——论《说岳全传》之神怪叙事

《说岳全传》作为岳飞题材集大成之作,其神怪情节历来为小说家所诟病。但是,对于这些超现实的故事情节,也不能一概斥之为糟粕。一方面,这是作者对故事本身的构造,情节要素之间具备"因果关系",发展符合或然律或必然律;另一方面,某些情节或许荒唐,却取材于早期民间传说,反映了民众的爱憎和信仰。神怪情节借助神话、仙话与鬼话三种民间文学样式进行"安排",丰富了故事情节,迎合了大众审美,其出现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小说史意义。     

试论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指导的过程与方法——以《水浒传》为例

阅读是一个人从外界获取更多的知识,获得更多的技能,取得更多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的有效途径,因此国家把阅读教学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阅读主要包括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两种模式,课内阅读是指在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开展的阅读教学,而课外阅读则是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知识面、促使学生把课内所学得的阅读能力在课外予以应用的重要途径,更是学生通过阅读和一代文豪、文学大家进行思想沟通与对话的有效方式。因此在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中,教师应当对小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指导,保证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得以提升。在此文章就以《水浒传》为例,对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指导的过程与方法进行简要探究。     

试论史传文学中的虚构现象——以《左传》、《史记》为例

史传文学中偶尔会出现虚构现象,这些虚构往往是史家有意为之。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信史难征,史家不免设身处地,代古人而言。但有些细节仍未交代清楚。首先,历史的不可再现性决定了历史与历史文本之间必然会有距离。其次,历史的虚构是以史实为依据的推理。同时,也有史家价值观的寄托。从这些角度,我们能够更有条理、更为清晰地来看待历史的虚构这一问题。     

以“史”为“传”——论《李鸿章传》史传特征

在中国文化史上,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历史,开创纪传体样式,史传合一成为定体。作为一位对国家具有重大责任感的史学家,梁启超在进行传记创作时,毫不犹豫放弃了更具文学色彩的传记传统,而选择了对古代史传传统的继承,以"史"作"传",使《李鸿章传》显出鲜明的本民族史传特征,而"新民"的启蒙理想又为这一特征着上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色彩,使梁氏传记显出现代品格,从而为梁氏传记创作打上过渡的烙印。     

陈忱《水浒后传》的文人英雄观——以《水浒传》为参照

《水浒后传》是文人独创型小说,它不再像世代累积型小说《水浒传》那样,为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一味地以夸张手法来塑造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类型化草莽英雄,而是显示出文人特有的英雄观。具体说来,不再以夸饰笔法渲染英雄们的力与勇,而是侧重写其对生活的诗意追求。他们不再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排斥儿女之情,而是变得更有人情味,对女性和婚姻采取了欣然接纳的态度。同时,其中的女英雄的性别意识也开始复苏。这些在海外建国的英雄们不再夸示武功,而是笃信儒家礼制,推崇文治。     

公案戏杂谈——以关汉卿的《蝴蝶梦》为例

依托元杂剧材料来切入关于中国古代制法、执法问题的杂谈,从法与伦理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元代公案戏的价值。     

明清小说与盐业文化

明清盐业化对明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盐业走私孕育的绿林化及官商勾结垄断盐业经营权,牟取高额利润等腐败行为都在明清小说中有所反映。盐商的豪奢生活和附庸风雅对明中叶以后形成的浇薄世风有推波助澜作用,但催生了《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等几部重要小说。     

明清小说中反映的科举与文人活动探析

科举是明清时期文人惟一的进身之阶,它在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文人的一切社会心理、社会活动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文人集会、文人游戏无不与科举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大量的明清小说描述中可以发现,文人集会的成因、内容与文人在游戏中猜的谜语,无不受到科举及其主试文体———八股文的影响。     

因果轮回观念与明清长篇小说

中国固有的善恶果报思想与佛教的轮回观念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因果轮回思想。这种观念不仅影响着世人的思想,同时也影响了明清小说的创作。在这种因果轮回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时期出现了两类存在因果轮回观念的长篇小说:一类是由原著及其续书构成的因果轮回小说系列,如水浒系列、金瓶梅系列、红楼系列等;一类是存在完整的因果轮回故事的作品,如《醒世姻缘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     

琐谈《镜花缘》与明清六大小说的关系

李汝珍撰著的《镜花缘》是一部化用群书、推陈出新的学者型杂体小说。文章从文学发展的继承、创新角度,以确凿翔实的对照比较,论证了《镜花缘》与明代的“四大奇书”、清代两大顶峰小说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镜花缘》中多次提到《西游记》,而且有意翻新,可以看出李汝珍不仅熟读此书,更富有独创性的艺术追求。     

论家族文化对明清桐城望族诗人创作的影响

明清时期,桐城诗歌的繁荣与大批名门望族的叠兴代起密切相关,钱澄之、方文、方以智、姚鼐等创作卓有实绩的诗人几乎都来自于这些家族。虽然就作品风貌来看,这些诗人风格各异,个性鲜明,但他们的创作又很显然受到其家族文化的重要影响,从而呈现出某些共通性特征。本文主要从理学的传承、尚学重教的风气、家族诗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家族文化对明清桐城望族成员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而以斑窥豹,探讨家族文化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     

从"史"到"文"--明末清初小说观念的一大变迁

明末清初,中国的小说观念发生了从“史”到“文”的重大变迁,即由攀附于史转为以“文”为本位观照小说的价值。这是明中叶以来经学、史学、子学评点领域里“泛文论”倾向在小说评点领域的扩展。在这一变迁中金圣叹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法制探索与明清长篇小说的主题表现

明清长篇小说中，有不少涉及到法制问题。尽管有的小说不是纯粹的法制小说，但法制探索是其主题表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法制文学中，有许多重大而深刻的法制主题，如平等主题、警世主题、复仇主题、冤屈主题等，有的作品则集多个法制主题于一身，形成多元建构的特征。深入研究明清长篇小说中的法制问题及其表现艺术，对于探索中国法制文学的发展历程有着重大的意义。     

论明清小说中的"惧内"

明清时期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惧内”题材,兴起一股奇特的“惧内”风潮。“惧内”在小说中表现出奇特的艺术面貌,其人物形象更为个性分明,小说情节更为曲折生动,小说的趣味性、可读性得到了较大的增强。“惧内”题材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反映,也是小说发展的必然。     

明清时代的交通状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章提出了明清小说作家在选择创作题材上与其所生活地区之交通状况有密切之问题,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描述的说明,从而认为：处于交通条件较好地区的作多写商业社会生活小说,处于交通落后地区的作则往往写志异题材小说,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于古代小说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明清妒妇小说作家心态论析

明清妒妇小说大量出现,既有着现实基础,同时也与作家的创作心态密不可分。通过对文学文本的仔细研读,认为明清妒妇小说分别反映了作家的困惑心态、虚弱心态及力求维护男权秩序的无奈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