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香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为香港文学修史成为一个自觉的行动。然而书写观念和叙述方式的制约使得这种“书写”并不成功。“香港文学”如何被整合进中国文学史,一直是内地学者孜孜以求却又难以解决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突破既有的史学观念,建构起新的整合理论,提出新的史学模型。新作品在不断出现,旧作品被重新挖掘与阐释,文学史理论也处在不断的调整与建构之中。     

情感与理智之间——杜衡的游离性与徘徊性

现代文学史上,杜衡的处境极为尴尬,他常作为“第三种人”的代表被正统文学史视为“异类”、“边缘”与“他者”,但其文学活动与创作又曾极力热衷左翼文学;同时,新感觉派的诞生、发展、壮大直至消亡,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宛如这个流派文学观念的代言人。从现代文学史上有关“第三种人”以及“京海”论争可看出,其创作风格又不同于常用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反映现代上海的喧嚣生活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这就是杜衡在左翼文坛与新感觉派之间情感与理智上所表现的徘徊性与游离性。     

文学创作形态: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关键之维

作为独立学科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经过教学实践和科研实践的反复检验 ,它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 ;然而在上世纪末叶的文化反思浪潮中 ,却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提出质疑、评判和挑战 ,深感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于是 ,在总结已有学科建设与演变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留下的教训的基础上 ,设计出诸多重构新学科的方案 ,如为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60年”等 ;而我则极力主张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 ,它应建立于现代国家理念之上 ,凡是随着中…     

任昉晚年作诗“欲以倾沈”考论

任昉晚年作诗“欲以倾沈”,此举关涉多方面复杂的历史因素:齐、梁时期“文笔”观念的演进是大背景,促进了任昉“诗”、“笔”观念的转变;齐、梁之际新旧诗风的嬗变,为任旷在客观上创造了“倾沈“的条件;任昉所倡导的“竞须新事”之诗风在任昉去世后仍然持续风靡,又透视出任昉对昭明太子文学集团的深度影响.任昉在诗歌创作上的“倾沈”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中可清晰见出齐梁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因与脉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重写文学史:意图与效果

“重写文学史”是 80年代后期文学界出现的学术思潮 ,它是对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写作进行的一次自觉反思 ,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方法论”和“观念论”讨论在文学史的延续和深化。 80年代中期 ,现代文学界提出了“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概念 ,并概括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 :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 ,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 ,以“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学意识 ,由文学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重写文学史的真正提出是1988年的《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是陈思和与王晓明 ,他们的意图是…     

置疑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若干写作观念的再探讨

文章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命名及由此而来的争论和置疑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写作观念进行了再探讨,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文学史写作所依据材料的真实性及其确认,非主流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与主流文学的互动关系,文学经典确证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性。     

当代旧体诗与文学史正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

“文学史正义”属文学史观范畴,作为对给定语境的文学史述的观念预设,它实是一种有方法论效应的导向性研究框架,当它设定了楔入文学史的价值视角,也就会衍生出史家甄别与评判相关作家、作品暨思潮的尺度,就有怎样的文学史编撰。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讨论本土语境的现代文学史观;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纵论当代文学史观;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为典型,略论当代旧体诗创作与当代文学史述的重大关系,以及“文学史正义”对当代中国学界的启迪。     

“新的思维观念”与“新的价值和意义”——评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

黄科安先生的专著《延安文学研究》突破了传统延安文学研究的规范,以一种＂新的思维观念＂来考察延安文学,挖掘出延安文学＂新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一、返回＂历史情境＂的＂知识考古学＂式文学史研究思维方式;二、对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本土话语体系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地位的理性评判和＂高调＂肯定;三、凸现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建构;四、建立在延安文学＂接受史＂基础上的主体评判。     

《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

从货币观念的视角审视货币引起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不失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金瓶梅》中人物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与审美观已超出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体系,《金瓶梅》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近代货币一文化本质内涵的商业文学,即由以稳定性和道德至上为其精神特征的“发乎情,止乎礼义”、重义轻利的农耕文学,演变为以“寻新求变”和金钱至上为其精神特质的“发乎     

存在还是不存在：世界文学史的中国主体性建构

中国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中,应当改变以前将中国本土文学排除在外的模式。根据国际世界文学史的书写经验,将本土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史的构成,可以使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性的视域,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话语。只有通过主体性话语的对话,发出中国的“声腔”,中国才能真正进入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应当是多元主体话语、“多声腔”的体系,从“理一分殊”的辩证理性观念来看,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表现为一种“理一”,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话语则是“分殊”,从分殊到理一,推动多元化的世界文学体系建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向探索——兼评部分现当代文学史观念、体例与构架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的持续发展中,学科内部一些深层次问题日益凸现。如何在既不丧失学科质的规定性,又能在保证全面覆盖此时间段中文学进程的前提下,厘清“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的观念;如何处理“现代”与“当代”的关系．现代文学中各时期的合与分如何抉择;如何保证在构建以社团流派为线索的文学史体系时不疏漏和遮蔽其他文学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文章阐述了笔者的思考与观点：     

中国文学现代演进的三个环节--以梁启超、王国维、周作人为个案的考察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致用”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文学现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以“审美”为中心的非功利主义文学现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两个层面，从这两个矛盾层面之中，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寻找到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走向，从而使现代“文学”的观念得到鲜明的确立。     

幾社·几社·机社

“几社”是明末著名的文学社团,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团体色彩。它在明末清初之际,不仅有过“抗清”的悲壮政治活动,而且其主要成员如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何刚等人。还都曾留下过不朽的诗文作品。而在“几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则不仅是著名的少年民族英雄,“诗亦高古罕匹”(沈德潜评语)。要之,“几社”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对它也并不感到陌生。 但是,现在关于它的名称的写法,却实在让人感到为难,或者简直无从下笔了。已使用简化字编排的新编《辞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以及繁体字与简化字并用的《汉语大词典》等权威性著作、工具书都写作“几社”;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吴志达著《明清文学史·明代卷》(高等学     

“当代文学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自80年代中期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便在逐渐繁荣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结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代表90年代当代文学史写作实绩的个案来看,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创新与实践、学术与个性,都因历史的沉积、容纳的限度以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提升。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

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是文学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史,文学史叙述常被文学观念所左右,它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力量,这是造成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历史演变的潜在原因;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常与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决定支配力量,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并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因此,超越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而回归"文学本体",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才是科学合理的文学史叙述。     

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

一味求“新”与求“全”并不就能解决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它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但它无法完成“重写文学史”的最初设想与最终使命。如果对文学史编写的理论上（史学观念与方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整合）缺少突破,文学史编写的实践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目标。“重写”将会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不断重复的过程。要编写出高水准的文学史,有待于提高对文学史书写中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待于寻找更多的写作的可能性。     

政治附魅与形象书写——1950年代新文学史著中的胡适

20世纪50年代,在王瑶、张毕来、刘绶松等人的新文学史著中,建构了胡适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形象.与民国文学史著中对胡适形象的经典化塑造不同,建国之后,文学史家们从“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的教条主义观念出发,对胡适形象进行了否定性改写,几乎泯灭了胡适在诸多文学领域的实际贡献.追溯胡适形象在这些新文学史著中被妖魔化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总结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评价观念,从而避免走入一种“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陷阱.     

论唐小兵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出现了以新左派文学史观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倾向,这种研究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重新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理想化、合理化,唐小兵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可谓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宣言书,对这篇文章的剖析能使我们对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内在逻辑困境与症结得到清晰的认识。     

发现、阐释与重估——评李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被相关研究者使用过.①以1949年共和国的建立为时间起点来看,“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1956年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而它产生的源流最早要追溯到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文.时至今日,我们所通识的“当代文学”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在时间上特指1949年建国后迄今的所有文学,在空间上涵盖了大陆文学、港澳台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等几个特定区域的文学.     

论刘勰的文学史思想

刘勰的《文心雕龙》虽不是一部文学史巨著,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史思想。它包括以“文原于道”为核心的文学起源论;以“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等为核心的文学发展论;以从史学到文学、从“博观”到“见异”和“唯务折衷”等构成的文学史方法论;以“六义”作为文学史评价标准等四个方面。这一系列系统而独到的观点对新世纪的文学史学学科建设仍具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