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和“礼”的“中庸”——孔子之“仁”再辨证

孔子或《论语》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仁",但"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论者向有分歧。结合对相关概念的考释,批判性地考察杨伯峻、冯友兰等对孔子之"仁"的解读,可以揭示出孔子所谓"仁"即是"直"和"礼"的"中庸";由于现实原因,孔子虽然重视"直",但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而是更多地讨论了"仁"和"礼",所以"直"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且往往被混淆于"仁"。然而,倘若真正把握了"仁"的结构性内涵,尤其是注意到"直"在其中的基础位置,则不仅能够准确地理解孔子或《论语》的"一以贯之"之"道",而且有助于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特别意义。     

重释卫礼贤对《论语》“道”和“仁”的译读

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来到中国后,对孔子和儒家学说从积极肯定转变为狂热崇拜,并将《论语》翻译成德语出版。本文对他在《论语》德译本中对"道""仁"等重点词语的翻译和解读进行了分析,尝试揭示他的传教士身份对他翻译的影响以及他通过翻译所传达的对《论语》和儒家思想的理解。     

孔子与“巧言令色”

《论语》作为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专著,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书中共有四次提到"巧言",三次提到"令色",其中三次为"巧言""令色"一起出现,一次为"巧言"单独出现。本文主要使用文献法,考查"巧言令色"的内涵,结合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探究"巧言令色"对孔子的影响。     

《论语》中“斯”字及相关事象的辨析

斯的本义指的是以斧劈木,谓析分。孔子所熟悉的先秦经典著作,往往用它的这种本义。《论语》出现的"斯"字,也经常用它的这种本义或引伸义,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加以考察辨析。《论语》中有些"斯"字与它原始本义疏离,从而导致词性和意义的演变,成为代词或连词。这种演变从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到孔子后进弟子那里,演变的趋势更加明显。对《论语》的解读,应该兼顾"斯"字的原始本义、引伸义和假借义,梳理辨析相关的事象。     

《论语》中“命”与“仁”之关系考察

由于从主观上论证自身理论和从客观上含义不同,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解释不计其数,都有一定合理性和文字上的依据。本文借助前人的解释,将这句话理解为孔子"利"讲得少,赞许"命"与"仁",但不是反对"利",是要多讲"命"与"仁"。重点结合孔子的思想、生平及《论语》中"命"与"仁"的关系,对此解释进行深入论证。     

试述《论语》中的“仁”

"仁"是《论语》体现的儒家核心思想,孔子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道德要求和道德境界,并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论语》的表述中,"仁"的层次和内涵极为丰富,其中建立在亲亲关系之上的"孝悌"是"仁"的基础,而"忠恕"则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孔子"仁"的思想体系经历时代变迁,对今天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仍产生着重要影响。     

《论语》中“义”的术语属性及英译研究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论语》中核心术语的阐释与翻译的规范化,一直是译界颇有争议的话题。本文以"义"为例,从专业性、单义性和理据性三个方面,结合目前《论语》代表性译本中"义"的翻译实例,具体探讨如何在翻译中兼顾"义"的术语属性,以实现术语翻译的规范化。     

《论语》:“载之空言”或“见之于行事”

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概念就是"仁",而"仁"的根本点就在于"孝"和"悌"(《论语》第一篇第二章),即孝顺父母和敬爱兄弟,属家庭伦理范畴;而"孝"和"悌"又可衍生出其他伦理范畴,如可衍生出"忠"和"义"来,即敬忠上司和行义友人,     

“郑声淫”考论

郑风作为《诗经·国风》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历来为文人学者所乐道,孔子在《论语》当中提出了"郑声淫"的说法后,更是成为人们对郑风讨论的一大较为主流的观点,围绕该说法的讨论也从未停歇。本文从"郑声淫"与"思无邪"这一对矛盾出发,追问二者间的逻辑关系与具体指涉,从而实现对"郑声淫"含义的探究。首先,从《论语》及同时代的相关文本中寻找内证与外证,来考证"声"与"淫"的潜在含义。其次,基于孔子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评价,对《诗经·郑风》和《关雎》进行比较研究,寻找二者相左之处,并由此判断"淫"的具体含义。最后,将郑风、郑声与郑诗相联系,辨析三者的区别与联系,并将其各自的特点作为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来进行审视,关注"郑声淫"在文本上的表征,并尝试对此做出解释。     

“孔子论学”对大学生读书指导价值与意义探赜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一。通常来说,学有广狭两种含义:一是包括思与行在内的广义的学;二是把学与思区别开来,把学限定在接受知识的狭义范围内。《论语》中的学习始终以致用为纲,以德行为本,强调"学"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成为"君子",君子行"仁"而为政。本文拟从"孔子论学"的经典教义中,获得读书和学习的有益经验。     

《论语》《孟子》中“敬”与“礼”“恭”“尊”之间的关系内涵探析

本文尝试在《论语》和《孟子》的文本范围内对"敬"字的意涵进行梳理和理解,通过"敬"与"礼"、"恭"、"尊"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阐明"敬"的丰富意涵。"礼"是"敬"的外在显现,和孔子相比,孟子更强调"存心之礼",即道德主体对"敬"的内在意向落实。"敬"的内在含义比"恭"更深远,孟子将"恭"和"敬"内化为一体,提出了内外一致的要求。对"敬"与"礼""恭""尊"的细节差异分析,展示出儒家的真正内在心灵要求与实践功夫。     

中国文化典籍《论语》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研究——以《论语》赵骏河译本为例

中国文化典籍《论语》成书于战国前期,记录了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及其弟子门徒的言行举止,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的一部语录文集,《论语》是中国优秀文化典籍中的重要代表。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念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还广泛地影响着世界的各个领域。该文归纳总结了中国文化典籍的经典代表著作——《论语》在近现代韩国的传播历程,并以《论语》赵骏河译本为例,选取6处事例进行分析。即“瑚琏也”“雍也可使南面”“齐一变至于鲁”“善为我辞焉”“焕乎其有文章”“必有寝衣”。对其翻译失真现象进行改善尝试,期望通过研究给典籍翻译工作提供些许帮助。     

试论《论语》中的“物”以及孔子由“物”引发的思考

《论语》中论述"物"的内容不多,从划分标准来说,孔子的物我二分凭借的是最基础的物质存在。孔子在著作中所提及的"物"的范围较小,倾向于指代除人以外的生物,因而《朱子集注》注解,"物,谓禽兽草木"。孔子对草木的态度主要停留在主观层面,表达出他的人生感悟和心得体会,而对禽兽的态度,则更多地展现在社会层面,体现出他独特的教育观和社会观。     

试论孔子的“信”观念

"信"本是伦理道德范畴。《论语》中记载着孔子关于"信"的言论。透过"信"与"言"关系的分析,可揭示出"信"的语言学和本体论意义,以及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为政两方面的社会政治意义。孔子关于"信"的思想至今仍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     

孔子如何评析论“言”三诗——上博简《诗论》第28简补释

上博简《诗论》第28简所评析的是《诗经》中的论"言"三诗。今缕析简文的上下文意,可以将缺失文字略为拟补。《巧言》、《墙有茨》和《青蝇》所写之言皆非良善之言,而是谗言恶语或者是不当之言。简文表明孔子就如何对待这类言语所持的态度。从《论语》等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语言观的主要方面,那就是慎言与言而有信。然而,如何对待谗言恶语却没有专门论及。孔子拈出论"言"三诗加以评析,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孔子在这个方面的态度。这对于全面认识孔子的语言观当有一定作用。     

《论语》之“亲亲相为隐”正义

<正>《论语·子路》(十八章),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前人多把孔子所言之"隐"理解为"隐瞒",于是孔子之言的现代汉语版就成了"……父亲为儿子隐瞒(罪错),儿子(也)为父亲隐瞒(罪错)……"这就是所谓的"亲亲相隐"。然而,这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曲解了圣人语义。汉语字词常有多义,古汉语尤是。稍有马虎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隐"字当然有"隐瞒"之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自古以来,学者对于孔子在《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理解是:"民众,可以让他们怎么做,但是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不仅是错误的,也与孔子思想格格不入。现从传世文献以及新出土的古籍中,可知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对于民众,可以引导他们,但是,不可以强制他们。作者认为,对于这句话的误解始自汉代,由于专制政权现实政治需要孔子"为汉立制",是其主要原因,其次,在古代,当政者向来蔑视民众,认同"愚民"思想。     

孔子之“仁”含义的多层次描述及意义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之"仁"从三个层次进行描述即以外延描述、从人所具有的品质层次对"仁"进行内涵式的描述、对"仁"的超越层面的描述。这一过程体现了孔子道德思想从感性出发达到理性认知,最后达到无限境界的特点,从而彰显了孔子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色,即以无限超越的理想为旨归,注重实行与理性认同合一的品格。     

“《诗》无达诂”生成的历史境遇

在一个统治者普遍崇信谶纬之学,灾异诠释令广大民众深信不疑,且纬书的权威和影响甚至盖过儒家五经的特定历史境遇里,先秦经典中的圣贤本旨被严重抛离,每个人似乎都可以自由地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去解释自然和文本,解释者的权利和地位突显。不仅如此,齐、鲁、韩三家诗"咸非其本义",汉儒"以《诗》为谏",毛诗阐释"不过美、刺二端",所有这些都为汉代"《诗》无达诂"话语的出场提供了一种忽略原意和真相的解释祈向,也提供了一种可以"按需诠释"的时代氛围。     

从《乐记》论孔子“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解释思想,也是中国最早、最为基本、影响最为深远的解释学原则。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孔子何以要"述而不作",以及孔子如何"述而不作",凡此皆可借助《乐记》这一儒家经典文献获得深一层理解。"作"与"述"的观念跟古人解释"乾"与"坤"、"乐"与"礼"、"道"与"德"关系的思想方式相同,二者一体而二面,相对待而成立、而存在。"述而不作"是孔子对自身文化处境和身份的自觉意识,对"斯文在兹"历史使命的主动承担。孔子通过解释"六经",传承并开显礼乐文化精义,以天地之道和人性之端为礼乐根本,并将"礼乐之情"与"礼乐之文"结合起来,其"述"充满创造性。孔子在述文武周公之志时,向世人演示了"述而不作"的生动范例。孔子之被称为"圣之时者"、"至圣",与他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密切相关。此一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