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永昌反辽抗金的战争

公元一一一六年春,在东京辽阳府,因迫于辽廷的“政为酷虐”,爆发了高永昌领导的渤海族反辽起义。高永昌是渤海贵族的后裔,是辽廷派驻东京辽阳府的小军官。他领导的渤海人反辽起义,是继大延琳起义和古欲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也是由反辽转变为抗金的最后一次反辽战争。辽阳位于太子河畔,是辽王朝的五京之一。远在辽太祖建国之初,为了防止渤海亡国遗族的反叛,曾把数以万计的渤海人,迁徙辽阳一带定居,还把臣服于辽的女真“强     

民族因素与渤海政权的建立

在渤海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民族因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高句丽文化特别是中原先进文化的强烈影响、契丹贵族发动的营州之乱、黑水靺鞨扩张势头的受挫、后突厥汗国崛起后对辽西走廊交通的控制,为渤海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提供了机会。     

论东丹国的建国原因及其性质

东丹国是辽朝初年平灭海东盛国渤海后,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地方政权。辽朝之所以在立国不久就另外建立了这个“国中之国”,是由契丹传统的国家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东丹国建立之初,具有相对独立的属国性质,南迁辽阳后,则渐次变成了辽朝的二级地方政权。     

唐末辽东南部地区行政归属问题试探

唐朝末年，渤海政权的势力是否达到辽南地区，这在学术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认为，9世纪中叶以后，渤海国已占领辽阳以南之地，公元900年前后，这一地区又被契丹政权所夺取。     

东北古代建筑奇葩：辽阳白塔

辽阳白塔不仅是舍利佛塔,而且是具有象征＂保国宁边＂意义的风水塔和具有城市地标性质的风景塔。根据出土的永乐二十一年《重修辽阳城西广佑寺宝塔记》的记载,以及从其建筑风格等方面的推断,辽阳白塔应始建于辽代,并历经了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多次重修。辽阳白塔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与辽代高超的建筑技艺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得益于金、元、明、清时期的多次维护。因此,辽阳白塔不仅是辽代建筑的杰作,也是辽、金、元、明、清时期我国东北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东辽河流域的古代都城——辽阳城

东辽河流域的古代历史上的重镇——辽阳古城,就坐落在今天辽阳市的老城区内。辽阳,古称襄平,又称辽东城、辽州、辽城州、辽东国、东平郡、南京城、东丹图都、东京城、辽阳城等。关于“辽阳”这一地名究竟源于何时。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源于“渤海回”;其二,始于辽代。但是,一般学者认为：公元938年,辽朝在东京道设置东京辽阳府。是“辽阳”正式被列为行政区名称的开始。古代的辽阳城曾经是东北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统治的中心。自战圉以来。它的中心地位就从来没有动摇过,直到后金政权将统治中心从辽阳迁出,并确定在今天的沈阳城后,辽阳城作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的地位才逐渐衰弱。其实,长期以来,辽阳城的存在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不仅如此,这座古城还曾深刻地影响着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因此,弄清辽阳城古代历史与文化,对于深刘理解辽河流域的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看女真民族汉化进程

金王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有金一代,上到女真贵族,下到普通百姓,都极力地效仿学习汉族文化,女真人死后的葬俗也逐步向中原葬俗演变。本文通过对东北和北京地区金代女真贵族墓葬外在形制与内在构建嬗变的分析,展示有金一代女真民族在葬具、葬式、随葬品和丧葬理念等诸多方面不断融入汉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特别是在政治中心迁入中原地区后,贵族墓葬中龙、凤、云纹的使用、“堪舆”学说的运用、昭穆制度和“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观念的认同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明代辽东女真人与汉人杂居状况的历史考察

明代女真人入居辽东并非历史的偶然。女真及其先祖与辽东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先秦的肃慎,两汉的挹娄,魏晋的勿吉,唐代的靺鞨,都曾在辽东这块土地上过往和居留过。唐代女真之名已见诸史载。辽、金、元、明时一直称女真(因避讳曾改称过女直)。这一时期,女真人与辽东汉民过从甚密,迁居来往十分频繁。辽时契丹人灭渤海后,“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     

"巾帼英雄"的由来

古时候的贵族妇女,常在举行祭祀大典时戴一种用丝织品或发丝制成的头饰,上面还装缀着一些金珠玉翠制成的珍贵首饰,这种头饰就叫巾帼。巾帼的种类及颜色有多种,如用细长的马尾     

王庭筠文学交游研究

王庭筠作为金代渤海遗裔中文学地位最高的文人，不仅是遗裔群体的文学领导者，更是金中期文坛的文学巨公。王庭筠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与当朝名士交游唱和，留下不少诗文作品。其交游方式主要有三种：游览胜景、扈从游猎和书画会友。王庭筠等一众金中期文人游览胜景的目的与金初期文人有所不同，不再是单纯地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交游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金世宗、金章宗多次秋山围猎，王庭筠与扈从的官员交游唱和，有佳作传世。难能可贵的是，王庭筠创作的应制诗暗含讽谏，超凡脱俗。书画会友的交游方式不但体现了王庭筠的书画才能，且凸显了其才能之下所隐藏的淡泊胸襟和隐逸情怀。     

晋室南迁后建康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状况

中国古代,六朝的东晋是个偏安政权。其间经历了与北朝政权的分庭抗礼;也经历了与北人南迁的和谐共存。在建康中原正统的政权得以延续;华夏文化的灿烂得以传承。在黑暗动荡的政局下,东晋以宽容积极的心态接纳北方文化,迎来外来文明,这种兼容并包的优秀品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思潮。在六朝经济总体不发达的情况下,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将本土资源和中原文化优势结合,取得了经济上的迅猛发展,使之变为南方的经济中心。建康在六朝的三百多年,创造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     

两晋属吏为长官服丧成为定制考述

两晋礼学兴盛,礼学家尤其重视丧服礼。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与皇权的日渐衰微,属吏与长官的君臣关系在西晋得到确立,到了东晋则通过确定服丧制度在礼制层面上加以强化。“既葬除服,心丧三年”这一属吏为长官服丧定制的形成,是两晋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     

流民·北府兵与门阀政治

东晋时,流民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由开始作为一种南北缓冲的力量到成为一种强大的武装,再逐渐变为东晋王朝极为倚重的北府兵,流民的壮大对于东晋政局,乃至于南朝的政治走向都有着重大的作用,流民武装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流民和流民武装的变化发展是一条认识当时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     

西晋贾后: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

晋惠帝皇后贾南风,是西晋历史上一位颇受非议的人物,晚近史家和学人均将其作为女人干政、扰乱西晋政治和开启八王之乱的罪魁而大加贬斥,并因此把“八王之乱”的时间界定为从贾后开始执政的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长达16年之久。实际上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永康元年(300)贾后执政这一段时间里,“朝野安静”,“海内宴然”,政局是稳定的,无甚“乱”可言。我们应摆脱“女人祸水”之类封建旧史观的束缚,对贾后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八王之乱”的时间也因此应从永康元年(300)四月开始算起,肇乱者是赵王伦,而不应把这笔帐算在贾后身上。     

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陈、钟三家为中心

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前身，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姓名士都能成为士族。比较汉末颍川地区的荀、陈、钟三家的三代代表人物，分析他们朋友、师生、婚姻等不同层面的关系，并从家风、家学、政治权力等的演变来看，三家士族形成的道路及特点：早期服膺儒学，反对外戚宦官专政的政治态度相同；其后，师生、婚姻等关系沟通加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熏陶，权力的把握及政治制度的保障，共同促成了汉末名士向魏晋士族的转变。     

元代对蒙古东道诸王统辖研究

东道诸王公贵族的王府封地，主要分布在今东北西部和东蒙古草原地带，有元一代蒙古王府始终享有较大的自治权，诸王可自行设置官属．任免官吏；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特权；拥有大量军队，是国家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蒙古汗国时期，以东道蒙古亲王监镇东北地区。辽阳行省设立后，东道诸王封地王府仍然保留其原有的特权，与辽阳行省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二分别直属中央。蒙古诸王府是享有一系列军政、经济特权的特殊行政区。     

东晋君权与士族强权关系研究

随着西晋的灭亡,大批北方士族与西晋皇室残余势力南渡,他们与南方士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继续侵犯下去,被迫形成默契,拥立一个共主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其中一些强权门阀内心并不情愿接受晋室的统治,当南北局势稳定、军事力量又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便产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而晋室为了保持自己名义上的统治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保证士族的剥削地位,当危及自身统治的士族出现时,便依靠其他士族来制约。总之,终东晋一朝,君权与强权之间既有联合又有对抗。     

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

清代进士人数的增减 ,随历朝的科举政策而变化 ,也明显受时局的影响 ,总体呈不规则的W形 ,但读书人不断增长的数量和进士较低的中额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由于历史、经济及文化原因 ,清代进士的地域分布呈现持续不平衡状态 ,清中期以后 ,江南沿海地区高 ,内地边远地区低的分布状况有所改观 ,这是实施兼顾全国的科考政策的结果 ,也说明内地文化教育水平在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