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在英敛之时期的广告经营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作为一份民营报纸,广告的重要性受到报人的高度关注。英敛之是《大公报》的创始人,他的办报理念影响了报纸此后的整体发展方向,尤其是广告方面,不论是业务上的创新还是思想上的改革,都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使现在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英敛之与天津《大公报》

《大公报》是解放前一张很有影响的民办报纸，本文着重介绍了创办人英敛之的生平及初创时期的大公报的特色。     

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新闻思想

《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是一份具有典型维新派特征的报纸,主张君主立宪,向往自由平等。作为一份敢言独立之报纸,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新闻言论的文章。本文对英敛之的开启民智、推行白话文、提倡新闻道德、呼吁新闻自由等新闻思想进行了分析。     

清末租界报人“独立办报”意识的觉醒与实践——基于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考察

《大公报》初创时期,为规避清政府对国人自办报刊的迫害,英敛之接受了来自法国在华天主教会、法国领事馆等法国在华势力的多方“助力”,但随着办报的深入,他所坚持的“报刊救国”理想与法人意欲培植《大公报》为在华利益代言人的企图产生了激烈冲突。为摆脱法人对《大公报》的干预,英敛之借助日本在华势力,最终将《大公报》从法租界搬入日租界,并在此后的报刊出版经营中保持与日租界势力的距离,防止日租界势力对《大公报》的干预,为《大公报》在北方言论界声誉日隆奠定了基础,也为国人租界独立办报提供了成功借鉴。本文以《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为基础史料,考察英敛之的办报历程,指出在清末特殊环境下,租界华报报人已具有明确的独立办报意识,并为实现“报刊救国”的理想努力探索一条摆脱外人干预的路径。     

晚清报刊与公共领域的建构——以英敛之时期《大公报》为例

清末,中国外临资本主义势力,内有腐朽吏治,民族危机深重.同时,报纸的普及程度低,清政府以及政治家、资本家,都会干涉报刊的经营,大部分报刊的公共领域只能代表少数人的舆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公报》不惧权威,针砭时弊、表达民意、批判政治、抵制封建陋习、宣传新思想,初步构建了清末民初的公共领域.     

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特色

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特色

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吕碧城与《大公报》

吕碧城是我国第一个女编辑,与《大公报》有着极深的渊源,在《大公报》的经历是吕碧城一生的转折,对其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探讨了吕碧城在《大公报》的主要活动：与《大公报》的结缘,写了大量关于女子教育、女子独立和针砭时政的文章以及与秋瑾的结识。     

从《大公报》看清未预备立宪失败之原因

本文即以《大公报》所裁为切入点,剖析预备立宪时代的历史现场,再现出彼时清廷财政经济紊乱已极、政治上无法实现中央集权、法制不行、国民宪政意识缺乏等宏观现象,而这些总体上决定了预备立宪的失败命运。     

从《大公报》看清末预备立宪失败之原因

本文即以《大公报》所载为切入点,剖析预备立宪时代的历史现场,再现出彼时清廷财政经济紊乱已极、政治上无法实现中央集权、法制不行、国民宪政意识缺乏等宏观现象,而这些总体上决定了预备立宪的失败命运。     

新记《大公报》成功原因探析

《大公报》1902年创办于天津，经历了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和1948年以来的爱港爱国人士在香港办报的时期。新记时期指1926年-1948年，从总体上看，该时期《大公报》是一张典型的人办的民营企业报纸。[第一段]     

清末“新政”语境下报人的政治参与——以《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为例

在一片舆论的声讨中,清政府的新政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一些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纷纷参与其中,希望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境地。英敛之作为其中的代表,为了践行自己的曲线救国的理想,以《大公报》为舆论阵地,从清末新政的各个方面积极对其宣传造势和监督,也开始了自己在清末新政中的政治参与。     

《大公报》副刊与近代中国女性解放

在"三驾马车"的新记时期,《大公报》不但注重社评、星期论文、通讯以及新闻,还对副刊、专刊格外重视。续刊初期就由何心冷于第八版创设名为《艺林》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大公报》的众多专刊很好地记录和呈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其中的女性副刊,更是对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解放有着深远的意义。早在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就格外关注女性问题,提出反对女性缠足等旗帜鲜明的主张,创办天足社;大力主张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提倡兴办女学,鼓     

《大公报》与朗诵诗研究

本文分析了朗诵诗的兴起、发展与壮大的历史进程.同时,分析了《大公报》的副刊《战线》在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朗诵诗的出现,既使《大公报》副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也反映了其紧密关注时代,注重以文艺形式触摸现实、接近民众、影响舆论的办报理念.     

媒体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大公报》为例

多媒体竞争的今天,传媒企业跨境融合,移动互联网颠覆了传统传播模式,新媒体几近实时直播,单向传播变为双向甚至多向传播,大数据、共时化的快捷流动加强了信息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信息时代下的老百姓对文化传媒的需求量大增,但面对潮水般的信息和媒体,泥沙金子俱下,眼花缭乱之中,媒体的社会责任日益突出和重要。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致辞中,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媒体主要功能和任务是从事信息传播,但媒体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责任主要有哪些呢?本文以《大公报》为例来说明。     

百年《大公报》——近年国内《大公报》研究综述

《大公报》是一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在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极具研究价值。今年正值《大公报》创刊110周年,本文对于百年《大公报》的历史演进过程做了粗略梳理,进行了关于《大公报》的学术史回顾,介绍了《大公报》的基本情况,历史及现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及后续的研究空间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展示《大公报》这份百年大报的绝代风华。     

《申报》《大公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比较

本文从《申报》和《大公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结合它们的办报理念,比较两报在报道形式和报道内容上的不同。     

《大公报》与清末不缠足运动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办.其创办人英敛之是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办报的目的就是:开官智、开民智、开女智.该报在创刊号中就强调“本馆以开风气、牗民智为主义”,体现了《大公报》独特的办报理念.本文主要讨论《大公报》宣传不缠足运动所做出的贡献,试图解析《大公报》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如何宣传这一活动.虽然近年来学界对《大公报》的研究很多,但是笔者想着重讨论《大公报》不仅积极宣传不缠足运动,而且参与其中,将报纸的主张加以实践.     

《大公报》视野下的清末社会教育

清末社会教育是近代中国为了救亡图存而实施的民众大动员,以《大公报》为视野可以展示其基本状况。清末社会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主要表现在培育爱国精神、宣传西学新知、推进制度变革等方面,采取的方式主要为创办白话报刊、兴办阅报社、宣讲所等。     

《大公报》广告(1926-1937)与天津社会生活变迁

报刊广告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传播媒介,其导致人们许多观念发生变化,而《大公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广告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天津人社会生活之演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广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传播西方物质文明与文化知识、培养人们良好价值观念与社会风尚、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广告中所宣扬的追求享乐主义等思想亦破坏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