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理论范式:反思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困局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温室效应日益明显,同时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促使能源需求剧增,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缔约国通过一系列会议与谈判,达成了温室气体减排的共识,但由于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在全球环境问题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因此一直呈现出较为困难的磋商、博弈与合作的局面。在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全球即将进入"后京都时代"之际,我们有必要借助哲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视野,有选择地通过阐释学美学、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交往合理化等理论范式审视当代国际气候谈判的困局,深化我们对其生成范式、机制特征和复杂性的理论反思,以促进中国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磋商谈判与合作策略的研究。     

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

国际社会已进入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行为主体谋求自身利益的重要选择,并且在合作范围、合作形式、合作主体和合作层次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虽然国际合作仍会受到国际无政府状态、全球权力分配以及信任危机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合作内容的深入、合作机制的深化以及各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和信任的增加等,国际合作最终将会促进世界各国走向和谐与共赢。     

后京都时代清洁发展机制法律制度改革

随着后京都时代到来,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唯一途径,清洁发展机制面临法律制度改革的挑战。清洁发展机制的管理体制、风险防范、资金和技术等问题是其法律制度改革的重点,而日益缩小的碳交易市场已成为其法律制度改革的瓶颈。针对清洁发展机制的改革重点和瓶颈,对后京都时代清洁发展机制法律制度进行改革,清洁发展机制才能在后京都时代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更多贡献。     

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国的参与和抉择

气候变化问题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中国是国际气候制度的重要制定者和气候治理的关键参与者。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是一个包括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综合的利益取舍过程,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时,中国应在明确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对怎样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做出重要的战略选择。     

试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必须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结构进行深入改革,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发展的局面,彻底解放新生经济力量和经济因素,形成多极化格局和相互制衡的国际经济体制,并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一金融体制,有效保证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才能保证国际经济的公正平等和良性运行与快速发展.     

后危机时代校企合作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高职院校的发展与市场经济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也不免受到社会经济形势变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校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合作创新动力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实践教学资源紧缺等问题.但同时,金融危机又使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企业对技术的渴望和对技术创新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所以,后危机时代高职院校更应该充分发挥技术和人才的特殊优势,开拓新的合作路径,与企业共同抵抗危机.     

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师培养思考

突袭全球的新冠疫情给今后的国际中文教师培养提出了更高的素质与能力要求。同时,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也有力验证和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伟大智慧与凝心聚力的“引擎”作用,给今后国际中文教师“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指明了方向。对此,各国际中文教师培养高校要提升培养站位,增强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使命感与能力;积极对接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在线教学要求,进一步夯实其专业知识与教学功底,强化实践教学;以胜任国际中文线上线下教学为导向,优化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进一步提升其信息化素养与技能。     

关注全球变暖应对气候变化

2007年堪称气候变化年。在这一年中,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最新报告,加深了人类对于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科学认知;在这一年中,国际社会利用各种平台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举行了各种层次的国际谈判,最终促成“巴厘岛路线图”的诞生,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谈判奠定了基础,为人类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指引了前进方向;在这一年中,一些国家已经行动起来,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榜样。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新动向和思考

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挑战,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跨国金融监管组织的变革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球统一的监管标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形势,未来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尊重各国金融监管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分权监管模式可能更有利于提高监管的效率。     

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师TPACK培养的现实困境与变革之路

国际中文教师TPACK不仅为深入剖析技术和国际中文教师知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信息技术与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分析视角。TPACK能够为国际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优化培养树立整合观念;为国际中文教师的活动结构教学培养提供新的设计思路;为国际中文教师的协作学习培养奠定现实基础;为国际中文教师的情境教学培养提供实践依据。当前国际中文教师TPACK培养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TPACK培养理念缺失,TPACK培养模式单一,TPACK协作培养不足以及TPACK境脉培养失却。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师TPACK培养变革,应当在观念上,构建基于核心基础知识的TPACK整合培养理念;在活动上,构筑基于“脚手架”的融合双维度知识的TPACK发展活动结构;在同行协作上,打造指向实践应用的资源共享、协商互助的TPACK成长共同体;在情境上,着力设计凸显境脉内容、差异化实践教学的TPACK培养内容。     

国际气候变化体制中的差别待遇探析

气候变化已严重威胁全球生态安全。为此国际社会创建了国际气候变化体制来应对，而全方位地融人差别待遇构成其鲜明的特色。由于全球仍在持续变暖，有必要全面地完善与改进差别待遇。     

气候变化、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

气候变化以安全化、规范创新、国家能力分配和行为主体多样化推动国际体系朝着全球治理转型,对霸权国的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奥巴马执政以来在种种压力之下改变了小布什拖后腿的气候政策,但两年多的内政和外交说明这种改变相当有限。美国气候政策转变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气候合作将成为双边关系重要基础。     

基于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法经济学考量

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从科学层面转向国际政治、国际法律乃至国际经济的综合治理。当气候变化引发环境危机与金融动荡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国际社会需要在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均衡点,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稳定繁荣。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法为分析对象,明确法经济学的分析前提,探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路径,进而剖析国家参与国际环境法的发展策略,将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建立科学有效的应对机制．并推进“后京都时代”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国家参与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必须建立国际气候环境合作秩序,促进多层次的国际政治合作。完善政治目标经济化的手段和路径。     

浅析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以强劲的势头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这期间国际合作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发展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困难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是我们应当思考的。     

高职院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探析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目前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亮点[1]。回顾过去,高职教育国际交流工作的开展一直都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认清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的发展及整个高职教育进程的向前迈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际合作:印度理工学院的一流大学之路

本文考察了印度理工学院各分校通过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苏联、德国、美国等援助和帮助下,大力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迅速成为印度和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过程,从而揭示出借助世界最先进的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支持,走国际合作的道路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捷径之一.本文还就印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作了分析.     

论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

新现实主义常常由于注重无政府逻辑和相对收益而被认为与合作相对立,这是对新现实主义的误解。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最大的超越就是开始关注低级政治和国际合作问题。新现实主义三位杰出代表———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吉尔平和约翰.米尔斯海默都有自己的国际合作思想,笔者通过分析,把他们的合作思想分别概括为“大国合作论”、“霸权合作论”和“均势合作论”,并讨论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理论中的共性和分歧。以此为基础,笔者提出,中国应该汲取西方新现实主义合作理论的精华,构建自己的国际合作理论,即多极合作论。     

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体系的构建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高校的新理念和发展趋势。要使学校的国际化成为推动学校总体发展的有利因素,应构建起一个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体系。构建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体系对于提升学校整体国际意识、推动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实现良性发展、提高员工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体系的构建主要从健全参与行政机构层次、国际合作交流主体多元化、合作交流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校内国际合作与交流体系信息系统的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     

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刑事警务合作

建立和加强国际刑事警务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我国国内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必然选择。其类型包括国家间刑事警务合作,区域性刑事警务合作,国际级别刑事警务合作等。应遵循双边处罚、互惠、特定事项拒绝合作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