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与邺下文人文学交游考

文学交游是文人之间以创作为目的的文学活动。汉末建安年间,曹氏父子皆雅好文学,那些因战乱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先后聚集到邺城,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意义重大的邺下文人集团．邺前文人集团和前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以曹操为领导核心,三曹与文人的文学交游呈现出功利性向非功利性、主情过渡的特征;后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以丕、植兄弟为文人集团更直接的领导,曹氏兄弟与邺下文人举行过重大的文学活动如南皮之游、西园盛会等,在这些文学交游活动中,他们借物咏叹、即兴赋诗、抒发情怀、互相切磋技艺,三曹与文人的文学交游也以主情、非功利性为主要特征。     

邺下文学集团时期文人创作考述

在邺下文学集团前后存在的七年时间中,集团内部开展了大量的与文学相关的宴集、唱和等文学活动,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相应的文学作品,成为建安文学创作最丰硕的时期。尽管学界对此多有论及,但不够全面系统,还有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     

邺下文学集团内部活动与兴、观、群、怨的文学观念

邺下文学集团时期,集团内部文人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极大地深化了该期文人对文学本质特征及其功用的认识与理解.其渠道就是邺下文学集团的文人在活动中所形成的对活动本质特征和作用的认识、看法等活动观念,一旦受到那些活动的感发,文人创作了反映那些活动的作品时,文人的活动观念就部分地转化成了文人的文学观念.这主要表现在发展了孔子以来兴、观、群、怨的文学观念,使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邺下文学集团的贵族化特征

邺下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是在曹氏父子的领导下进行的。曹氏拥有政治和文学上的绝对权力和优势,成为邺下文学集团的领军人物,主宰着邺下文学集团,影响邺下文人的创作,使邺下文学集团在领导层、作家队伍、创作环境及诗歌内容等方面,呈现出贵族化的特征。     

论邺下文学集团的形成及其带来的军中风雅

通过对曹操网罗几位文士的情境的详细考察,再现了邺下文学集团的具体形成过程,从中可见曹操在战乱年代扶持文学之功。文章梳理史料,清晰勾勒出邺下文人五次集体随军出征的过程。邺下文人携笔从戎、吟诗作文,使森严威冷的军旅平添许多儒雅风流。     

论邺下时期文学的自觉

邺下时期"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文学理论观点的提出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而专业文人创作队伍的形成与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作品中个体意识的张扬是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文学观念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是文学自觉的又一重要体现.因此,邺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置官属”与邺下文学集团的形成

汉末建安年间,曹氏统治的北中国出现一个邺下文人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因,论者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加以探讨,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曹操为诸子“置官属”,妙选文学,对邺下文学集团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则不容忽视,它是形成邺下文学集团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因素。     

邺下风流的艺术化——建安文士的棋类游艺活动及其创作

围棋蕴含着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建安时期盛行围棋活动，建安文人尤好围棋，在围棋活动中展示其风游戏倜傥的精神气度，张扬自我价值与个性，体现出时代精神。     

西晋文士流迁与洛阳文学中心

西晋是汉末分裂之后的第一个统一王朝,洛阳再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域的文士都期望借助京都洛阳的中心效应,以获得文学上的声誉;一些洛阳文士因为征伐、省亲或游宦,流寓到其他地域,之后又都返回洛阳。流迁文士汇聚洛阳,呈才竞艺,带来不同地域的文化风尚,在较短的时间内促进了洛阳文化、文学的繁荣,推动着西晋洛阳文学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朱元璋与宋濂文学交游考

朱元璋与宋濂名份上虽为君臣,学识上却实为师徒,宋濂传授的儒学思想和文章之道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文学修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辅佐之下,朱元璋得以凭借帝王之尊引领元末明初文风的嬗变。事实上,朱元璋欣赏的是宋濂的儒家学识,并不看中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长期的君臣文学交往中,又深受宋濂文学思想和文法的影响。基于儒家文学观念的共识,朱元璋一再提升、褒奖宋濂,从而奠定他＂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坛地位。     

由陆机交游看西晋吴地文士的生存状态

陆机的交游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交游对象主要是以吴士为主的南人。这些吴士表现出三方面的群体特征：身份上,多为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吴地世家子弟;交往中,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具有相互提携和彼此保存的地域观念;心理上,具有普遍的吴地情结。在西晋南北地域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吴地文士的生存境况十分恶劣,但客观上来看,他们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     

交际诗赋对邺下文学集团创作的影响

以建安七子和三曹为核心的邺下丈人多宴会赋诗,互相诗赋赠答,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创作团体--邺下文学集团.邺下文学是建安文学的核心,其创作最显著的特征是唱和赠答.邺下文人们的诗赋交往使他们的作品多了些歌功颂德的内容,促进了五言诗的形成与发展,使邺下文学在文以气主导下慷慨悲凉诗风与华丽诗风并存.     

“丕植争储”与邺下文士之关系考论

从现存建安"同题诗"和"唱和诗"可以考见,邺下诸文士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丕植争储"的政治漩涡,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丕植争储"这一政治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独特的政治品性,是建安诗风"慷慨多气"的重要原因.     

同题并作:邺下文学繁荣的促进力

同题并作是建安坛的新风尚。建安诸子同吟一事，共咏一物，构思纷呈，词采纷呈，争雄竞豪,创作出许多各具艺术个性的优秀作品。这种活动极大地活跃了建安坛，成为建安学全面发展的促进力。     

王庭筠文学交游研究

王庭筠作为金代渤海遗裔中文学地位最高的文人,不仅是遗裔群体的文学领导者,更是金中期文坛的文学巨公。王庭筠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与当朝名士交游唱和,留下不少诗文作品。其交游方式主要有三种：游览胜景、扈从游猎和书画会友。王庭筠等一众金中期文人游览胜景的目的与金初期文人有所不同,不再是单纯地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交游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金世宗、金章宗多次秋山围猎,王庭筠与扈从的官员交游唱和,有佳作传世。难能可贵的是,王庭筠创作的应制诗暗含讽谏,超凡脱俗。书画会友的交游方式不但体现了王庭筠的书画才能,且凸显了其才能之下所隐藏的淡泊胸襟和隐逸情怀。     

金代泰山文士交游考

金代泰山及周边地区文化昌达,涌现出大量文人学士。这些文士依籍贯和活动区域不同可大致划分为本地型、周边型和活动型三大类。通过诗酒酬唱、畅游山林、臧否人物等方式,泰山文士构筑了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与女真贵族、外地文士、道教人士的交往拓展了泰山文士社交网络的空间。泰山文士交游网络的构建与拓展不仅有利于北方各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社会信息交流对于传承并发展泰山文化亦有重要作用。     

贯休交游考略

晚唐五代著名诗僧贯休一生游历四方,交游众广。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南方,和他交游往来的有数十人之众。其中又以诗人文士居多。     

陈独秀与邓以蛰文学交游考

流布甚广的陈独秀、邓以蛰“世交说”是缺乏历史依据的.两人相识很有可能因邓以蛰姐夫葛温仲介绍,陈独秀与邓父艺孙先生开办尚志学堂的合作及安徽公学期间的同事兼好友关系,进一步拉近两人距离,至于安徽公学的师生之谊、陈本人风采和声望,更使得邓对陈是亦师亦友.两人对文艺本质功能、现代中国书画艺术看法的高度一致,根源在于对改造国民性的高度认同,而国民性问题也是陈独秀对邓以蛰影响最为深刻的地方.     

薛蕙文学交游考论

薛蕙是明代中期著名诗人,其文学交游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前七子派的文学交游,二是与六朝派的文学交游,三是罢职后无意为文时期的文学交游。其中,薛蕙与王廷相、何景明、杨慎交往最深。可以说,王廷相是薛蕙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启蒙人．何景明是薛蕙的文学知己,而杨慎则是薛蕙的文学和政治同道。因此,薛蕙是明代中期主流文坛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薛蕙文学交游考论

薛蕙是明代中期著名诗人,其文学交游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前七子派的文学交游,二是与六朝派的文学交游,三是罢职后无意为文时期的文学交游。其中,薛蕙与王廷相、何景明、杨慎交往最深。可以说,王廷相是薛蕙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启蒙人．何景明是薛蕙的文学知己,而杨慎则是薛蕙的文学和政治同道。因此,薛蕙是明代中期主流文坛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