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派后劲之庄棫、谭献清词评成就述略

庄棫、谭献等常州词派后劲相继对常州词派理论加以补充、发挥,企图补救其理论上的偏胜,对其继续发展和完善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他们对清词评的发展也提出了各自的新观点,完善了常州词派清词评在理论建构中的意义。     

论常州派领袖张惠言的词论与词作

嘉道词坛，浙派日衰，颓风日盛。外部的社会危机和词坛内部的流弊促使词风变革成为必然。张惠言于嘉庆二年编《词选》，尊词体、重寄托、别正变，成为常州词派兴起的标志。张惠言的词作清新疏朗，格调高远，是对常州派词学观点的积极实践。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和词作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论常州词派

本文着重论述清代重要词派常州派的词学主张、词风特点,进一步探讨常州词派产生、发展、衰落的原因。     

论常州派领袖张惠言的词论与词作

嘉道词坛,浙派日衰,颓风日盛。外部的社会危机和词坛内部的流弊促使词风变革成为必然。张惠言于嘉庆二年编《词选》,尊词体、重寄托、别正变,成为常州词派兴起的标志。张惠言的词作清新疏朗,格调高远,是对常州派词学观点的积极实践。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和词作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浅论常州词派的读词方式

文章认为,常州词派历代词人的读词方式有其内在的继承性。具体看来,张惠言以＂比兴寄托＂的方式读词;周济以＂寄托＂的方式读词;谭献以＂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方式读词;陈廷焯以＂沉郁＂的方式读词。且这种读词方式的产生主要归因于词学本身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交汇——张翥词接受研究

张翥词作融南北宋词风,于清代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接受。清前期浙西词学推崇张翥词作姜派之风及格律音韵;清后期常州词派赏张翥词作忧时伤乱及以词为史的特点。同时,身处浙常二派交汇的张翥词风亦对介于浙常二派中间词人群体的形成及促进词坛全面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常州词派理论之流变

常州词派的理论经过了一个开创、修正、完善的过程。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的词论将汉儒的比兴论引入词坛，带有明显的矫枉过正的色彩。尔后，其词学弟子董士锡、金应等人由于个人生活的坎坷，强调了词学创作自我实现和心理渲泄的功能，在陆机、钟嵘的理论中吸收营养，从另一个方面修正了张氏的比兴理论。周济在词学上受法于董士锡，但又称与张惠言、董士锡“各存岸略”，“或合或否，要其旨归，各有正鹄”。周济折中、完善了张、董词论，提出了“有寄托”与“无寄托”统一的主张，从而奠定了常州词派颇具特色的词学理论。     

浅论张惠言治经与其文学的关系

张惠言（1761—1802），字皋，号茗柯，常州武进人。提到张惠言，总是感到他身上沉积了太多的东西。乾嘉之际，常州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常州学派”、“阳湖派”和“常州词派”。这些派别和张惠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中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官场上，他仅仅是一个翰林院编修；可是在学术上，他是一个经学家、学家和词学家。能涉足如此多的领域，成一家之豪确实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     

论周济的词论对张惠言的发展

周济的词论在两个方面发展了张惠言,足以弥补其不足与疏漏：其一是周济主张词应反映时代的盛衰,不局限于抒发个人感情;其二是周济提出“寄托说”,发展了张氏的以“比兴”论词,使常州词派的理论更趋完善     

常州词派的尊体论

有清一代的词学家都力图改变词为“小道”、“末枝”的局面，使之自觉地表现出重大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感表世界，常州词派进一步从词的起源，言情等角度来论证“诗词一理”的主张，从而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他们突出词的表意情，强调词人精神情操的培养，提倡雅正的词风，体现出鲜明的道德伦理性和政治责任感。     

常州词派的观念嬗变及对苏辛词的接受

常州词派打破了浙西词派以姜夔"清空"作为唯一标准的词学主张,转而注重比兴寄托,并在此基础上抬高了苏轼和辛弃疾的地位,对他们的词作予以了高度评价。张惠言将苏、辛二人放在相同的位置上,而周济则更推崇辛弃疾词,后期谭献、陈廷焯等又略重苏轼。这样的发展历程能够反映出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常州词派对苏辛词的接受情况。     

常州派词评的理论建构及其在词坛的影响

常州词派在清代嘉道年间顺应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及词坛背景应运而生,其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词论的一部分。它对清代乃至现代词坛的诸多词人及其词论观点的提出均提供了理论的表述模式及学理意义上的帮助,对中国的词史也产生了影响。     

从文廷式一首论词诗看其对常州词派的批评

文廷式在晚清词坛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文氏论词能泯除门户之见,对常州词派以韵语的形式提出客观公允的批评,虽然这并非是其词学思想的全部,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从文氏此诗对常州词派的批评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不拘一体、多元并融的词论主张。     

论常州词派对《花间集》的词学接受

《花间集》是"倚声填词之祖",然而在词学接受史上其命运多舛,至清代的常州词派有一个深刻变化,后者正是在对《花间》的词学接受中拓开理论堂庑的。张惠言对《花间》之首的温庭筠词作微言大义的重新阐释,以期实现词的形式之本与意义之源的合一,从而开启常派词学;但他将温庭筠攀比屈子抽离《花间》的解读策略,有着重大破缺。周济以"浑厚"之说观照《花间》,立其为词之渊源,修补了张氏的破缺。陈廷焯则既推温、韦为词宗,又斥《花间》为祸首,将张氏的破缺演绎成了对《花间》的悖论式接受。     

推阐张、周说妙不落言诠--谭献词学理论研究

谭献是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大家。他主要继承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念，并折衷调和浙西词派的词学思想，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主张。     

《人间词话》与常州词派词论关涉考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受传统词学影响,前人已有研究,而所受影响多大,有哪些方面,与晚清主流词派常州词派关系如何,尚缺少深入细致的梳理。通过对《人间词话》引用情况逐条考辨,发现《人间词话》征引常州词派词论达42则73例,占《人间词话》篇幅近三分之一,这充分说明《人间词话》最重要的古代词学渊源即常州词派。而且,在征引常州词派诸家词论的排序上,可以发现前五名的顺序依次是周济、陈廷焯、刘熙载、谭献、冯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前人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周济与陈廷焯,在词人批评与词学体系的创作论、鉴赏论、发展论方面,对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建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