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事件报道看传媒的预警责任

2008年,中国相继经历了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危机事件。在这些非常时刻,媒体以前瞻、快速、准确和人性化的报道,为社会和受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情支持。然而,对这些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媒体也有踯躅不前、处置失当之处。经过2008年的洗礼,媒体更应深刻认识在危机事件中自身所应承担的重要预警责任。     

国际危机事件报道的战略权衡与体系竞争

主持人语:近年来,国内各媒体日益重视国际新闻的报道,不仅催生了重点报道国际新闻的专业媒体,综合类媒体也纷纷增加版面或时段,加大国际新闻报道的数量和份额。需求拉动,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助力,而我国受众对于国际报道的持续而多方面的需求,则有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人口流动等广阔的背景。随着中国故事日益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国际风云也日益成为中国媒体的盘中大餐。在《前沿关注》栏目上期讨论《全球视野下的国际新闻报道》之后,本期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浅析平面媒体对危机事件报道视角的差异--以包头空难的报道为例

2004年11月21日8时20分，从包头飞往上海的Mu5210航班、东方航空公司所属的CRJ200型客机刚起飞后坠入距机场不远的南海公园，造成机上53人和地面2人共55人死亡的惨剧。对于这一重大危机事件中国传媒进行了集中连续的报道，形成了较为壮观的媒介景观。综观众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都不乏及时全面等特征，但不同价值取向的媒体还是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     

报道者、监督者、引导者——媒体危机事件报道的价值取向

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危机事件以其不可预知的突发性、爆发的罕见性、代价的惨重性成为了媒体争先恐后报道的“香馍馍”。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能否客观公正地报道、及时全面地分析、冷静负责地引导,是衡量媒体能否扮演好“船头嘹望者”和“理性把关人”角色的重要标尺。     

从CCTV4雪灾报道看传媒应对危机的策略

CCTV4的新闻部门从1月中旬关注南方异常气候开始,直至2月14日,多层次、多角度报道了雪灾和抗灾情况.     

控制与管理:从"抗灾动员"、"议程设置"到"危机传播"——对我国传媒突发性事件报道历史的简略考察

本文通过历史的考察,把我国大众传媒的突发性事件报道概括为"抗灾动员"、"如实报道"、"如实报道"和"动员"结合,以及所谓"议程设置"、"危机传播"等理念和做法.从内在逻辑看,都是站在政府立场来劝服、控制和管理.本文从当前风险社会、媒介化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认为传媒应对其固有作法加以反思,把重点从"事件"报道转到"过程",要从对事件意义的解释中赢得主导权,要从单纯以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与"公众"兼顾.     

危机传播视角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

本研究立足于危机传播理论,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研究个案,从报道形式、主题框架、事件归因、新闻来源、报道基调、危机传播模式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媒体在农村群体性事件议题上的媒介表达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优化群体性事件报道、提升其深度效能的策略路径:应注意进行事件潜伏期的环境监测和危机预警报道;加强危机蔓延期的沟通协调功能和恢复管理期的社会反思功能;注意把握报道分寸、建设性地进行舆论监督;尤其是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法治价值取向上,还应加强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分析等。最后对媒体建构下的施工方和地方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策略问题作了一定反思。     

从一则失实报道看科学报道的平衡原则

记者除了提高科学素养之外,还应保持平衡中立的立场,倾听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如何妥善处理危机报道——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思考

三鹿奶粉事件被揭开,毒奶粉给中国老百姓健康、中国食品业及“中国制造”带来的危害绝不亚于疯牛病对英国的重创,且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如何吸取这次危机事件报道中的教训,是新闻媒体应当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准确、及时、专业地报道南海问题——关于占领国际事件报道制高点的几个视角

近年来,南海问题的热度急剧上升,发展成为检测中国对外政策与和平发展战略的关键性事件。如何准确、及时和专业地报道各国围绕南海问题的角力,是摆在中国传媒眼前的重要课题。     

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责任——以“西南大旱”期间的报道为例

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媒体作为社会的口望哨,如何积极发挥作用,承担沟通社会的功能,对危机事件的解决至关重要。本文以芬克的危机阶段论为基础,探讨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责任问题。     

危机事件中新闻报道要以人为本——汶川地震报道的分析与解读

今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数以万计的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和家园。地震发生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各大门户网站等国内媒体在第一时间内行动起来搞策划、开专题,报道地震灾情,关注救援情况。     

如何妥善处理危机报道——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思考

三鹿奶粉事件被揭开,毒奶粉给中国老百姓健康、中国食品业及“中国制造“带来的危害绝不亚于疯牛病对英国的重创,且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如何吸取这次危机事件报道中的教训,是新闻媒体应当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公共危机与经济报道的立场——从“毒饺子”事件看中日新闻报道的差异

2007年底中日媒体聚焦的"毒饺子"事件,使食品安全上升到国家外交层面,涉及我国的国际形象。在这一事件中,特别是面对来自国外对中国食品质量问题的质疑,我国媒体在如何还原事件的真实面貌,充当平衡协调问题的公共角色等方面表现出色,使负面舆论发生逆转,扭转被动的局势,恢复了中国食品安全的名誉。"毒饺子"事件的危机报道为后续公共危机报道创立了可以借鉴的模式。     

从劳工权益视角看维权报道的趋势与对策

当下我们探讨劳工权益和维权报道问题,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的因素。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同时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劳工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样深刻地反映在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内,由此带来     

在危机中抢占舆论引导高地——解析《今日美国》的一次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报道

近年来,“9·11”事件、非典、东南亚海啸、超级飓风、禽流感、大面积停电、矿难等公共危机事件频频闯入人们的生活。这不仅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媒体在公共危机中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舆论引导提出了新课题。2006年8月,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面对一次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以娴熟的专业技巧,及时、准确、客观及全方位地展开报道,在配合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维系国内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读这组报道,不仅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和思路,也为我们今后怎样进行突发性公共危机报道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例。     

从典型到非典型——人物报道转型的成因与意义

普通人、“小人物”报道近几年持续走红,相较于以往的典型报道对政策宣导与“意义呈现”的重视,这些“非典型”报道更注重价值传播与社会认同.这种转变既有对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反拨、传媒对现实关照的理性与自觉因素,也与受众的审美意识、情感表达及对故事、传奇的需求有关.转型后的人物报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维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呵护、人类良知与灵魂的守护上具有深远意义.     

从“蛆橘事件”看主流媒体应对流言危机的报道策略

2008年10月,一则来自四川广元橘子受果蝇感染的消息经过各类媒介的传播,一时在大江南北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开始谈橘色变,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柑橘产业乃至相关农产品的生存危机。浙江中西部、南部是柑橘的重要产区,特别是在金华、衢州一带,柑橘产业是很多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从微博的特点看危机潜伏期政府如何预警——以富士康跳楼事件为例

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介,以其信息发布门槛低、信息发布快捷等特点,迅速得到了公众的青睐。本文以富士康跳楼事件为例,结合微博的特点,浅析政府在危机潜伏期内如何做好危机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