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连环套》解读

张爱玲在《连环套》中借助霓喜的遭遇,呈现她对女性悲剧命运的理解: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缺乏必要的自我意识,对自身价值产生误解,甘愿沦为男性的附庸;男性掌控着话语权,使女性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女性为了生存而走进无爱的婚姻,在灵与肉的冲突中,性格逐渐发生变异。张爱玲的苍凉叙事,传达出一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隐忧。     

论简·奥斯丁的女性叙事策略

简.奥斯丁的女性叙事策略体现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两个方面。在叙事内容上,她摒弃男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推上前台,让女性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且一反男性叙事文学对女性的歪曲和贬抑,还女性人物以真实的形象,她提倡一种恋爱时理智与感情平衡,婚姻中爱情和财产并需,家庭内男女人格平等的婚恋观念。在叙事手法上,她广泛使用第三人称隐含的女性的叙事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反讽等“间接手法”,借小说人物之口隐蔽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谴责男权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奥斯丁采用理智而克制,冷静而平和的女性叙事策略不动声色地摆脱了男性话语的控制,凸显了女性意识,并建构了女性的写作立场。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性世界——张爱玲小说论

张爱玲的小说擅长描写旧文化背景下女性绝望苍凉的不幸命运和殖民文化背景下女性尴尬失落的生存状态。她为了描写女性的遭际而描写男人的世界、述说男人的故事 ,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性世界的丑陋、自私、无能、堕落 :有生活于旧文化背景下的没落男性 ;有行走于东西文明的新旧兼杂的男性 ;有沪港畸形文明滋生的畸形变态男性 ;有长期居住在中国 ,既远离本土文化又远未溶入中国文化的外国男性 ,他们的劣行劣质无不打上其依存的文化背景和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印记 ,成为酿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在根源。     

畸形时代里的畸形产物——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在形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均是猥琐﹑坠落﹑无能﹑丑陋的,张爱玲作为女权意识的代言人,在她的小说中女性生存的苍凉与悲怨的女性主题意识是通过对男性形象的描写而体现出来的,反映了那个畸形时代里的畸形产物。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爱玲笔下的类型各异的男性形象的分析,来透视张爱玲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对于男性所持有的视角和观点。     

试论张爱玲的现代女性观

张爱玲在她的传奇中以不同于时代的流行话语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她站在女性生存第一要务的角度,对女性生存境遇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她又解构传统女神神话,对其进行生命本真形态还原,肯定女性情欲的合理性。她虽直言女性情欲,但又能于生存苍凉的大背景中让人感觉出身体美学浪漫叙事的余味与情蕴,使爱显得真实而富于质感。在虚无的底色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又流露出对生命背后＂惘惘的威胁＂的敬畏,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现代都市情绪。这些都使她的女性观带有强烈的现代性。     

浅析《傲慢与偏见》的叙事策略

《傲慢与偏见》通过表层叙事和隐蔽叙事展现了19世纪英国社会婚姻生活的状况和实质,揭示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表达了作者对男性主导下的婚姻制度的批判。奥斯丁采取的这种叙事策略反映了她在创作手法上的继承性,也突显了男性话语强大的压迫性。隐蔽叙事是奥斯丁创作中的一个取悦读者的手段,也是女性创作的一个特色。     

荒凉、冷漠底下的温情--张爱玲散文中爱的意识

小说里不时透出寒意并不断解构爱情神话、母爱神话、女性神话的张爱玲，在她的散中却留下了爱的意识的踪迹。她描画出来一种苍凉的、凄清的爱情情感体验，她所诉说的亲情之爱是隐在无言语的冷静与眼泪后面。她在叙述女性在男性社会的痛苦和悲凉时，流露出对女性弱势群体的关爱。张爱玲散中的爱的意识是隐在荒凉、冷漠底下的温情。     

谈张爱玲笔下的“女奴”

张爱玲对女性的解剖在文学界独具特色。她尖锐地提出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影响下的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对女性的＂奴性意识＂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批判。张爱玲在写悲剧之时渲染了苍凉的气势。本文就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奴＂形象作一评述。     

永未言尽的苍凉故事--从《半生缘》品读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的小说以悲剧故事见长，而“苍凉”是其悲剧叙事风格的内核。本以具体分析她的长篇小说《十八春》的本为基础，借鉴小说叙事学方法及美学悲剧鉴赏思想发掘作独特的叙事技巧，从而展示张爱玲是如何精到巧妙地安排调度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达到她对“苍凉”意味的永恒追求。     

论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小说创作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张爱玲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她的冷静而略带苍凉的生活叙事和唯美至上的创作风格赢得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她本人的个人主义,造就了她的非凡的文学功绩和悲剧性的人生。因此,本文主要就张爱玲个人主义的表现,以及个人主义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论叙。     

丁玲人格与文本的关系

丁玲具有双重的人格意识,一方面她是女人,当然具有女性人格特质。以及女性所固有的阴柔特征;另一方面。在她身上又存在着强烈的男性阳刚性特征,拥有男性人格特质。这二者有机地交融在丁玲的人格个性中,并贯穿了丁玲的一生。不过,丁玲的人格特征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平分秋色,其表现形态因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时而女性人格特质占主流,时而男性人格特质占主流,多半时候是相互交错。这种独特的动态化的人格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丁玲的人生道路,并通过作家的审美体验而影响其文本创作。     

谈凌淑华作品中少女形象塑造

凌淑华也许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女性作家,但她却是表现女性情感世界最出色的作家,她往往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切入少女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刻画着人物最敏感的心理,在细微处写出真实的少女形象。拟就其作品中少女形象塑造问题作一研究。     

丁玲延安时期作品的浪漫主义情结

有人说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都是描写残酷的敌我战争的现实主义作品,经历生活的重重变故和苦难,她已经是一位现实主义革命作家。但是,一个作家的经历固然重要,而性格,才是决定作品具有独特的作家自我风格的要素。丁玲就是一个乐观浪漫的人,她延安时期的作品,虽然是描写革命,但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她的浪漫主义情结,尽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她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性格进行创作,但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都有其浪漫主义性格的渗透。     

丁玲的"牢狱"——从个案看体制内外女作家主体性精神建构的困境

丁玲之于中国文坛举足轻重。可以说,其近60年写作生涯的大半都显性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作家丁玲一直是时代的代言人;作为共产党领导下文艺体制内部的工作者和领导阶层,她亲历了新文学体制在政治体制规约之下从建立到形成的全过程。到了晚年,丁玲仍作为中国文坛的“旗帜”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去,成为中国主流文学的代言人之一。纵观丁玲的一生,对合理社会制度的热切追求贯穿始终,其对自我、社会、人生的不懈求索与积极探寻都体现出同时代女性知识分子、作家中鲜有的激情、勇气和主体实践精神。然而,现实境遇中的丁玲却时时陷身于有形、无形、肉体、精神的“牢狱”。从丁玲个案探讨体制内外女作家主体性精神建构的困境,正是本文题旨所在。     

肯定与批判:对男性的再认识——论丁玲1940年代小说中的男性观

在1940年代,丁玲的作品中对男性表现出肯定与批判的双向深化的倾向。一方面她充分肯定了战争中延安男性的阳刚美,这阳刚美,表现为“义”“力”和“崇高”的结合；另一方面,她也认识到解放区男性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对女性结婚、落后问题、贞节观的看法暴露其观念的滞后,同时也表明当地妇女的地位并不让人满意。     

《现代》杂志与丁玲

从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到1933年5月丁玲被捕,《现代》与丁玲的关系是一个文学刊物和一个知名作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及时报道了丁玲的文艺活动,刊发了有关丁玲的书讯,多次向丁玲约稿并发表了丁玲的作品;另一方面,丁玲也以自己的作品和批评表现出了对《现代》的关注和重视。从1933年5月至1934年11月,因丁玲的被囚失语,二者的关系演变为单向的授受关系：《现代》通过及时报道丁玲被捕消息、精心编发（搜集）丁玲相关资料、多次刊登丁玲著作广告和组织刊发丁玲创作评论,一再表现出了对丁玲的关注、声援与追念。二者这一“互动一授受”关系,呈现出了30年代“自由主义文人”与“左翼文人”这两个文人群体关系之复杂性。     

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互渗——丁玲后期女性文学创作试析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早期作品展示了她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个性解放意识,在延安时期,读者仍能发现“莎菲式”的个性解放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和个性解放的主题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作家很难再坚持新文学初期的自由意识的表达。丁玲的女性化立场受到严重的冲击。文章通过黑妮、杜晚香等形象的解读,指出丁玲晚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开始用政治意识置换女性意识,尽管出现了创作思维的相对矛盾,但仍然充满着女性的“声音”和“语调”。     

“五四”启蒙思想与战争政治功用颉颃的范例——对丁玲在解放区初期文学创作的一种解说

丁玲经历了地域的迁徙和生活的流亡,从上海到延安,她遭遇了思想、情感和身份认同上的困惑、焦虑。论文通过对丁玲在解放区早期序列文本的分析解读,可以看出这种困惑和焦虑来自于＂五四＂启蒙思想与战争政治功用之间的冲突。这在同时代面临相同问题和困惑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     

论丁玲小说中女性觉醒的三个层次

丁玲是一个为女性的解放而呐喊和狂奔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特别是前期)始终响彻着女性觉醒而反叛世俗的主旋律。她塑造了一批觉醒的女性形象,她们所经历的自我意识、女性意识和生命意识三个层次的觉醒,诠释了中国女性现代性觉醒的内涵。     

试论丁玲延安时期创作尴尬的成因

延安时期是丁玲创作生涯中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丁玲的创作态度是主动的,但也受当时时代要求的约束。本文从丁玲到延安前后的经历、丁玲性格的双重性、丁玲知识分子和党员的双重身份体认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分析,说明丁玲延安时期创作尴尬的原因,以期对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有更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