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及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和百年间新诗的体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影响到新诗的职能，也影响了新诗的形态，特别是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俄语诗歌使新诗更重视诗的济世功能，使新诗与古诗相比更具有现实性、严肃性，更政治化。俄语诗歌对诗的音乐性和排列美的重视，也使新诗将诗的音乐美与排列美作为诗体建设的主要内容。前苏联的诗歌观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助长了新格律诗的流行。中国新诗人对俄语诗歌的形态有些“误读”，加剧了新诗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     

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系统揭示近代诗歌自身发展中冲破格律和白话化的趋势,试图探寻中国诗歌由古典格律诗到现代自由体的嬗变过程,进而描述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这种诗体嬗变的内在联系和总体特征着眼,不沿袭新诗尝试始于胡适的传统观点,认为新诗的发生当从上世纪末的“新学诗”起始,其后经过“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共四个发展阶段,终于完成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过程,使新诗的探索与尝试由量变走向质变,从而迎来了现代诗歌的新时期。     

有体与无体:中西方自由诗的本质差异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是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学的文体革命大爆发的时代 ,出现了世界性的诗体解放 ,自由诗革命及自由诗在英、法、德、中等国涌现。英语诗歌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东西方最大的自由诗革命 ,产生了英语诗歌的“自由诗”和汉语诗歌的“自由诗” ,两者的文体特征却有巨大的差异。在“自由诗”的概念上 ,中西方有质的区别 :西方的自由诗是有“诗体”的诗 ,至少建立起了“准定型诗体” ,诗的表面韵律仍然受到重视。中国的自由诗极端地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原则 ,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诗体”。应该改变百年来西方自由诗在中国的称谓 ,将freeverse译为自由体诗 ,还应该把中国的自由诗改称为“自由体诗”。这样才有利于新诗的诗体建设 ,特别是对当前诗坛进行的“诗体重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志摩诗歌浅谈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的自由体白话新诗的诗潮,洪水般冲决了中国旧诗坛的堤坝,形成了诗体大解放的一次变革,给当时新诗带来了一度繁荣。到了20年代初期,这股洪水的势头逐渐减弱,自由体白话新诗呈现出无治状态。由于当时一些诗人忽视诗歌的特质,“信手拈来,随笔渲泄,潦草敷衍”,成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通病,致使诗歌质量不断下降,引起了关心新诗命运的诗人们的忧虑与思考。新月诗派就是在关注新诗命运和探索新诗的发展方向中崭露头角的。     

进入本体 探讨本源──评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是外来文学的民族化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现代化相交融的产物。中国新持自然屯不食价。长期以来．在对以自由体为形式主导的中国新诗的认识与研究中，人们较多注意到的是西方现代诗歌观念与诗歌形式的影响，对新诗的价值判断大多在肯定新诗与传统诗歌相背离中的新的创造。然而，只有对整个中国新计在向外选择与面向传统选择的”双向选择”作全面考察、才可科学地展示中国新讨发展中的“立体形象”。而中国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较之与外来诗歌关系相比，要更复杂，更具潜在性。青年学者李始的新着忡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让思维和心灵乘上诗歌的翅膀

今年2月教育部出台的《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有一个变化，往年“大纲”里必有的一句“除诗歌之外”没有列出，高考作文不再限制文体。这里并没有鼓励诗歌创作，但至少表明：诗歌在中学教育里，不应再受到冷落或歧视。     

新诗的散文美──读冯文炳《谈新诗》札记

冯文炳提出的古典诗词“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往往产生“贬低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解。本文从文字,包括诗歌,语言发展中“隐喻”蜕化的客观规律入手,以发展的观点,阐释冯文炳立论中的合理之处;进而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新诗散文美的艺术表现。     

为新诗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评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李怡多年涉足新诗研究领域,其新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一书,以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错综复杂的联系作出周密的考察,有力地证明中国新诗并不是什么“用中文写的外国诗”,而是既学习借鉴外国更接续转化传统的结晶,为新诗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背景和资源:新诗教学的突破口

在现行的中学教材中,古典诗歌作为经典文本,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资源。而现代诗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诗在新编教材中的比重也有较大调整。且在高考中已经定型为鉴赏题型。新诗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但是新诗完全不同于我们传统的古典格律诗。因此对于现代新诗的教学与古典诗歌的教学在理念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新诗是移植西方诗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诗歌样态。诗学观念、诗歌表现方法和语言工具都与传统诗歌具有不同的异质因素。在诗歌教学实践中,对新诗的教学既不能简单套用古典诗歌的解读方法,也不能套用西方诗歌的诗学理…     

借窗观景 物小蕴大——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欣赏

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诗是继承中国古典诗歌“借窗观景”创作方法而推陈出新的佳作,是古典诗美与现代诗美的融合。     

戴着镣铐的前行——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

中国新诗是从有着两千多年辉煌历史的古典诗歌发展而来的,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延缓了新诗的发展过程。自“五四”文学革新后,诗界开始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求出路。20世纪后期诗歌回归其本质意义,同时也伴随着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探寻。     

"诗"的回归与重塑——简论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匡正

白话新诗诞生时即有先天不足,“非诗化”倾向严重。一些诗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起而行之,站在“诗”的角度,从表现手法、外在形式等方面,不断矫正新诗的发展方向,使白话新诗从“白话”走向“诗”,力图找到一条既能接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又富有鲜明现代气息的诗歌道路。     

中国化“纯诗”：一次艰难的文化之旅

“纯诗”是“性灵”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追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不言”的至高审美境界,纯粹美的艺术理想。20世纪中国诗歌在法国象征主义“纯诗”那里找回了自己民族纯艺术传统的文化记忆,目的却多在寻找合乎现代性要求的、新诗形式建构的多种可能。中国化“纯诗”的时代命运表明,新诗回归文学本体之路,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一次颇为艰难的文化之旅。     

中学古典诗歌鉴赏举隅

西汉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春秋繁露·精华》）,原是指《涛经》没有肯定确切的解诂。到如今,这个成语已经广泛适用于整个诗歌鉴赏领域。诗歌鉴赏的确是一项广大而精微的工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正确而全面地把握。中学生的古典诗歌鉴赏,尚在入门阶段。固然应该重视的个体的独特感悟,同时更应该力求把握诗歌鉴赏的基本规律。我们试将中学...     

“三美”教学提升学生古诗审美水平

古典诗歌有着特殊的审美功能,蕴涵了诸多美的因素。“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理”,闪耀着美的光彩,给人以深刻启迪。教师针对不同诗歌的特色采用“三美”教学,会使学生受到美的陶冶,不断提高学生古诗审美水平。     

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朱光潜诗学及其意义的再认识

朱光潜诗学对中国新诗建构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朱光潜认为新诗的问题：一是修辞未能“立其诚”,二是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新诗过于信任“自然流露”,虽然诗人“确是有话要说”,却不注意诗的“说话”方式,“没有说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不同,是视野、感觉方式和想象方式的差异等更为内在的问题。朱光潜的《诗论》深入考察了构成诗歌“宇宙”的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抓住语言这一关键因素,梳理诗歌与其他文学类型的区别,并从其音与义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诗学体系。这个诗歌体系,不仅具有理论的自洽性,而且有相当的历史感,其中西汇通的研究方法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堪称诗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朱光潜的诗学超越了“局内人”的视野,从学理上回应了中国新诗变革中许多迫切需要澄清的问题。     

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因素

由于时代的巨变．中国新诗产生了产生了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相似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内涵．迥异于古典诗歌的“诗言志”和“诗缘情”。虽然引发中国新诗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诱因各不相同。     

导向一种风险诗学

视新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在中国诗歌这个特定的话语空间中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在肯定“‘变’是新诗的根本”的前提下,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的虽同样是新诗与古典诗歌精神、艺术传统等似乎已经被多次重复过的问题。然而,同样的事,并不等于同样的问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