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文书中的宗族参与——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代至民国时期,宗族势力参与契约文书最主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个人签订各种契约文书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得到宗族的认可或批准。在土地等财产的流转过程中,宗族势力或直接成为交易行为的主导者,利用说合中人和亲邻的角色施加影响,参与并直接影响交易过程;或是作为宗族财产的支配者对众存产业进行管理,参与家产的处分;或是作为交易行为的见证者,以见卖人、在场人的身份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对交易过程施以间接影响。     

明清以来北方宗族发展的历程——以豫北地区为中心

豫北宗族是明清时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重新构建的产物,其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变迁过程。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下构建而成的豫北宗族,其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程。通过对豫北民间谱牒等资料的分析可知,伴随着明清以来豫北地区经济、文化以及人口等的发展,豫北宗族自明朝中后期开始萌芽,至清朝前中期处于逐渐发展阶段,到了清朝后期至民国时期,豫北宗族发展达到了高潮。     

多中心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明清时期两湖地区为考察对象

明清时期以江西籍为主的移民进入两湖地区,其开发的重点区域是江汉—洞庭湖平原和西部山区。随着人口的繁衍,发展到设置共有地,发育成完整的村落。受两湖地区山区、丘陵和平原错综相间的地理环境影响,形成散居与聚居并存的聚落分布形态,其聚落兼具宗族性和地域性。在农业开发过程中,赋役不均和资源紧张的问题显现出来,表现为紧张的土客矛盾和族群矛盾。随着政府人口和赋役制度的调整,长期的杂居共处,土客矛盾日益消融,族群关系得以调适与融合,开始构建起稳定的多中心互嵌的乡村社会秩序。多中心即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乡政、宗族、水利和市场。四个中心相互独立且自主运行,有着互不统属的清晰逻辑,呈现出多极化的态势。但是在不流动、缺乏社会分化的传统两湖乡村农耕社会中,各个中心又相互交叠,互相融通与利用,呈现出互嵌的状态,表现为价值共融、资源共享、权威共享,从事合作性的乡村社会公共活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形态的形成,与乡村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密切相关,即地理区位、居住格局、经济形态、水利模式等,是在以北方政权为中心的大共同体形态和以南方血亲为纽带的宗族小共同体形态之外的又一种乡村秩序形态类型。     

民国时期坟茔争讼及其侧影——以伪造文书讼案为中心

自古中国人非常重视“祖宗藏魄之所”即坟茔.坟茔纷争是为重要社会现象,通过对民国时期伪造坟茔文书案卷进行系统梳理,详细解读个案审断具情,分析坟茔争讼的社会场域,探讨该类纠纷解决途径机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根源.     

传统士绅与社会剧变--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士绅为考察中心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历史条件的变化,江西士绅阶层在社会流动中呈具出一种多元分途的态势。辛亥革命时期,处于不同层次的士绅在这场社会剧变中心态和行为模式各异,但总体上推进了江西辛亥光复的进程。反过来,这场社会变革又和江西士绅阶层的前途和命运形成一种微妙的互动,并对之后的江西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末清初闽西的社会秩序重建——以泉上镇李氏家族为中心

明末清初,福建省宁化县泉上镇屡次遭受兵灾。泉上镇李氏家族通过修建土堡、山寨,倡建乡兵、保民会,以及家族精英的政治优势保障了家族和泉上地区在明清盗乱中的相对安定,同时李氏家族在明清动乱之际完成了宗族的收族活动。文章以此说明在明清交替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应对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及在其中乡绅所扮演的角色。     

从地方文献看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以福建地区佛教俗神崇拜为中心

制度化的宗教（如佛、道教）与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方志、笔记小说等福建地方文献,考察清水祖师等福建地区佛教俗神的崇拜情况,说明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融合的三种形式：其一,僧人是神明的重要来源;其二,佛教俗神的功能世俗化;其三,僧人参与民间信仰活动.     

书院、王学与宗族社会——以明清安福县识仁书院为中心

明代中叶,在王阳明学说的带动下,各地兴建了大量的书院,使学术广为流播,成为地方显学。安福县作为江右王门学派的重要阵地之一,此一时期讲学活动十分活跃。位于安福县西乡的识仁书院,由刘元卿倡建。该书院最大的特点是与乡族社会有紧密联系。它的兴建端赖于当地各大宗族的积极参与。书院并不以学术见长,其宗旨主要是围绕着“化民导俗”、整合乡族秩序而展开。此外,识仁书院虽名为书院,但其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其“学”,各大族捐的田产能以书院的名义而免役,是其得以维继的根本;书院的祭祀系统则不仅加强了各族的认同感。并且进一步整合了乡族的力量。清代以后,识仁书院多次重建,然而书院也基本上由原来的学术教育组织,而完全演变为乡族社会组织。     

清代开国政权意识形态探析——以清太祖、太宗正统观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开国之初,努尔哈赤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在思想舆论上也公开质疑明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努尔哈赤宣扬天命正统观,以证明其反明行动合乎天意,所建政权具有合法性。这一观念对统一女真各部和与明争夺辽东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其思想观念的僵化也对后金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继努尔哈赤而登基的皇太极,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在宣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皆受天命保佑观念的同时,更加重视得道者天命佑之、失德者天命弃之的正统观,积极奉行德政。皇太极最终完成了后金政权意识形态与儒家思想文化的链接,为其最终获得以"道统"为标志的文化象征力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土司地方治理特征的研究——以忻城莫氏土司为例

土司既是中央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又是本宗族的族长,所以在地方治理中具有国家力量参与治理与宗族力量参与治理两大特征,二者内外结合构成了土司地方治理的基础。国家力量通过土司执行中央王朝的命令、流官参与土司政权、国家武力平息土司区叛乱三种方式参与土司地方治理,宗族力量则通过土司任命本宗族子弟为各级土目的方式在地方上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治理体系。此外,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土司在治理的过程中还保留着独有的民族特色。     

以魏一鳌为中心考察清初汉官的仕隐

清代明立,如何在异族统治者塑造出的全新的政治、文化等环境中自处,成为所有汉族士人面临的巨大难题。其中,以滨州籍夏峰学派学者魏一鳌为代表的中下层士人,在忠于旧君与服务新朝之间反复摇摆,受心境与外物的影响,时仕时隐。对之梳理,可以从中了解政府、家族、师承等因素对士人选择的干预与影响,也可窥见清初中央政府的人才政策、士人与其所属学派作为整体对新朝的态度及应对措施等。     

略论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变迁——以遗民诗人集会唱和为中心

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研究清代诗歌的一个新的切入点。各类集会唱和伴随着遗民诗人的一生,从这些集会唱和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在甲申事变、南明灭亡和己未"博学鸿儒科"三次事件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服务业非均衡分布与区域发展——厦漳泉地区的实证研究

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代表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趋向,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受经济增长、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区域服务业发展会如同区域经济的总体布局一般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非均衡分布特征.本文研究的厦漳泉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在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厦漳泉地区的服务业非均衡分布,有助于推进三市开展同城化建设,增加区域融合并推动区域发展.     

藩篱中的自由：民国徽州宗族婚姻观的革新——以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为中心

民国徽州宗族婚姻观的革新是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潮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发生"共振效应"的结果。民国徽州家谱中的族规家训集中体现了徽州宗族的婚姻观念的革新成分,且呈现出保守性和不平衡性等基本特征。由于徽州社会小农经济基础阻碍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发展,新安理学促成了徽州宗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固化,以及宗法制度残余下的守旧势力的阻挠等因素,民国徽州宗族的婚姻观的革新在整体上仍趋向保守。深入解读徽州族规家训所反映的婚姻观念及其革新,不但可以丰富徽州家谱和徽州宗族的研究,还可以弥补徽州社会文化史和生活史研究的不足。     

隋末唐初新置正州郡县考论——以关陇地区为中心

唐初在再造与重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时,并非简单地直接承袭隋朝的成果。隋末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同时隋朝旧官僚集团或各地豪强集团等割据势力四起,在混战中终于由李唐政权完成了统一。虽然这一历史进程为时短暂,但各割据势力在其势力范围内,为了巩固地盘和与其他割据势力作军事斗争,大量析置州郡县。这一现象在关陇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初江南遗民结社研究——以苏、松、常、镇四府为考察中心

清初江南遗民社团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社团的活跃程度也因时而变。受到特定时空、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参社人员身份、心志以及行为的影响,遗民结社各有特色。遗民结社活动有讲论儒家经典、诗文唱和、编纂文献等。清初江南遗民结社活动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以及社会责任,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与人文精神,应当成为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关注的对象。     

清末新式社团与士绅的转变--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政府指令的运作下,地方社会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抗战时期安徽省内迁教育研究——以国立九中为中心的考察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热血青年学生不愿受日寇的奴役,纷纷逃亡到后方。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将他们分别集中在西安和武汉进行安置。随着战事扩大,为不使学生学业中断,教育部创办全公费制的国立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即后来的国立九中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抗战时期该校为救济流亡后方的安徽沦陷区学生做出巨大贡献,也促进了四川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该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特别是办学过程中亦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因而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值得肯定。     

客家族谱中不附会始祖现象的原因探析——以《绍德堂杨氏族谱》为中心

明清时期,通过修族谱的方式宣扬本族历史悠久,始祖为华夏贵胄是众多宗族的普遍做法。但嘉应州的绍德堂杨氏却与众不同,不仅将始祖只追溯至元末明初,且以布衣为始祖。分析杨氏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因,并由此探讨地方宗族对国家的文化认同方式。     

王夫之对柳宗元诗歌接受情形探究——以《唐诗评选》为考察中心

柳宗元作为中唐著名诗人、古文家和政治家,其文学成就和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诗文承载的思想与情感在后世不同时代也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评价。明末清初王夫之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就很有代表性,他的《唐诗评选》仅选入柳宗元两首不同体裁的诗。由于身处明末清初朝代更替的特殊时期,王夫之与柳宗元有着相似的忠君情结,因此,他非常同情柳宗元的不幸贬谪遭际。从其诗选和诗评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感受到王夫之赞同柳宗元忠君报国之情,然对柳宗元参与政治革新谋划和行动则是持否定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