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及其文学话语无疑是独特的.赵树理文学话语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讲述"姿态、"讲述"内容、"讲述"方式等方面.这种"讲述",是他以善为本的文化人格衍生的道义焦虑支配下的泛道德化行为.换言之,独特的文化人格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话语.     

走向"辉煌"——赵树理文学话语的另一种解读

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因其文学活动而名扬解放区内外,成为共产党及平民百姓公推的文艺标兵。关于赵树理文学话语在当时的空前火热,说法很多。文章认为,除了政治因素,赵树理文学文本的特殊性以及它与受众的文化心理、欣赏习惯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方面。总的看来,受众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将赵树理文学话语推到了他文学活动的黄金时代。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赵树理与现代“元话语”

本文把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为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标准为首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存在两种“元话语”,启蒙“元话语”和不断革命“元话语”,后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核心。赵树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乡村关怀不会随着“元话语”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启蒙到不断革命,赵树理文学一直以乡村伦理和农民利益为中心,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个“主体性”意义的标准。作家不应该屈服于某种权力话语,今天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应该吸收各种“元话语”的优秀部分形成赵树理式的东方化叙事。     

赵树理的乌托邦化乡村内部叙事与竹内好的判断——以《三里湾》为例

在共和国七十年文学体系中，赵树理文学有着独特价值，是与启蒙派相异的文学系统，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优良因素。赵树理对中国乡村有着前瞻性的思考，完成了对启蒙话语的超越，形成了“乡村进化”式的文学乌托邦，在叙事上的重要表现为独一无二的乡村内部叙事视点的确立，达到了竹内好所说的对现代文学及古典文学的双重超越。     

再论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贡献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生于农村,一生都在为农村、农民而辛勤写作。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赵树理一生“抛砖引玉”,扶持了不少文学新人,不少青年“站在巨人的肩上”而走上了文学道路。在今天这个多元与断裂的时代,农民是很难挤入主流话语的,农民依靠“泥杆子”传达出的声音是很微弱的。时代呼唤像赵树理一样的文坛老圃,扶持更多的农民作家成长。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今天多元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历史性的启迪意义。     

赵树理:真正"为大众设想的作家"

文章认为赵树理是鲁迅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真正传人。赵树理早期形成的以科学与民主为魂灵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理想,使他终生自觉坚持人民本位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方向。他以极具独异风格的、现代性精神品格与民族化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创作,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光辉而不朽的篇章。“赵树理现象”研究对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与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赵树理的艺术体验图式

长期以来，赵树理研究受拘于意识形态或情感取向的限制，政治化、平面化、简单化的现象相当普遍。能够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从学理的角度展开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笔者认为，揭示赵树理文学话语的独特性，应从作为作家的赵树理所拥有的独特的艺术体验图式开始。从赵树理的成长环境人手，分析民间艺术、乡村情结与他的艺术体验图式生成的关系，进而可展示这种艺术体验图式在其艺术活动中的独特表现。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九十年代国内赵树理研究述评

90年代赵树理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在文化与文学的链接、对话；比较视域更为广阔，视角更为丰富，站在“世纪”的平台上审视、反思赵树理现象；创作研究量多质高；宏观研究成果突出。赵树理研究渴盼新的研究话语和建立新的解释模式。     

赵树理研究回顾(1995-2001)

近年（1995-2001）来赵树理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在：文化与文学的链接、对话；比较视域更为广阔，视角更为丰富；站在“世纪”的平台上审视、反思赵树理现象；创作研究量多质高；宏观研究成果突出。赵树理研究企盼新的研究话语和建立新的解释模式。     

现代“士人”的建构与坚守——论赵树理潜在的儒家思想

赵树理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强烈的儒家思想价值姿态。尽管民间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等在其人格与创作中显著地表现出来,但儒家文化却在事实上以潜在的方式参与和影响着赵树理命运的起伏:从"文坛文学"到"文摊文学"是其入世思想的话语建构;从"方向"到"边缘"的过程亦是儒家士人思想精神与意识形态的一场角力。赵树理表现出的儒家思想并非是在凭吊古典儒家传统,其文化向度是指向现实与未来的,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浅谈赵树理小说《登记》的语言美

茅盾谈到赵树理的语言风格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段混到别人的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辩别出来。凭什么去辩别呢?凭他独特的文学语言。”赵树理文学语言的独特之处,在短篇小说《登记》中,明显地表现出三美:风采美、形象美和音乐美。     

赵树理艺术体验图式的谱系考察

赵树理文学话语的独特性,源于多种文学话语的熏染和积淀而成的艺术体验图式。在研究赵树理文学话语的承传谱系的同时,从官方和民间、雅和俗的互动与转化中分析赵树理文学话语"内庄外俗",介乎服务于正典意识形态历史化叙事的正典文学同以戏拟反讽为主要修辞手段,以解构、颠覆正统和既存秩序为能事的"狂欢化"文学之间的成因。     

散文话语与理想文化人格的相互建构

各种文化力量通过话语建构人的身份,人因此被割裂为各种身份,但人在被建构 的同时也是能建构的,人能建构的是人格,愿意建构的是理想文化人格.文化诗学重视文学 话语与人的生存的相互建构,文学话语对人建构的不是身份而是人格,散文话语与理想文化 人格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文学的存在有了最充分的理由,因此,只要存在着身份与人格的张力,文学就不会消亡.     

论赵树理小说的民间性

赵树理在上个世纪40年代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于解放区文坛,独领风骚。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风格,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小说的“民间性”上。本文试从其小说内容的“三农”文学特点、语言上的全面口语化、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和民间文化立场等方面阐述赵树理小说的民间性。在此基础上肯定其小说的主要成就,使赵树理小说的这种创作方法能够给当下的文人学者以重要的启示。     

赵树理的文学成就与人生悲剧

赵树理时刻想着农村,想着农民,想着农民的利益。这是赵树理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铸就了赵树理的人格,也是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获得重要地位的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赵树理选择文学创作道路又是一个悲剧,总有这样那样的难题围绕着他,最终以悲剧结局离开了人世。酿成赵树理人生悲剧的原因,时代和社会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赵树理个人性格更是主要方面。赵树理的性格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诚实、善良、吃苦、厚道、随遇而安、不图回报、乐于付出,组成了他性格的基本因素。从文化意义上理解,20世纪是东方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开放性文化逐步融化的时期,而赵树理性格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处于主导地位,外来开放性文化的渗透比较缓慢,这就形成了他人生悲剧的文化基础。     

寻找农民启蒙的可行性途径——赵树理“新启蒙运动”论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者对农民的启蒙活动,因为所采取的广场宣讲形式与农民接受习惯的隔膜而导致失败.赵树理的创作起点便是对这次失败的反思,他依据自身对农民文化心理熟悉的天然条件改造民间文艺形式,用以传播启蒙思想,而时代主流政治话语对文学大众化的要求也促使它把赵树理树为新文艺方向,因此启蒙思想得以在农民中间广泛传播.但同时,政治话语的目的重在意识形态宣传,从而造成对他的思想启蒙话语的压抑,农民在对赵树理作品接受过程中,也依据自己固有的欣赏习惯进行取舍,往往注重欣赏其通俗的文艺形式,而忽略了所包含的启蒙思想.     

两面旗帜 一种命运——鲁迅与赵树理文学命运再思考

鲁迅和赵树理是中共为中国现代文学树立的两面旗帜,是政治话语规范、利用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最佳例证。随着政治主题的变化和文学环境的变迁,政治意识形态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明显,旗帜的地位发生变迁并被最终解构,赵树理和鲁迅文学命运的沉浮充分体现了政治话语的功利性。     

从当下语境看待赵树理的文学选择

出身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赵树理发现了五四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自觉选择了用通俗的话语言说农民声音的创作道路。赵树理的文学选择与建国后的“颂歌式”文学不同,他在维护“党的立场”的同时,更关注农民的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