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丽与恬淡并呈——《真诰》诗歌解析

道教重要经典《真诰》中的诗歌具有游仙诗和玄言诗的双重特征,游仙诗通过描绘神奇美妙的神仙生活来诱导徒众;玄言诗则阐述道教玄言哲理以教导人们如何修道成仙。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并且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理趣诗与理语诗的主要区别及其发展

汪正章先生在《试论古典哲理诗的艺术感染力》中说:“长期以来,人们总不重视哲理诗。不仅一般文艺杂志和诗歌刊物不提倡,也很少发表哲理诗;而且一般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写作理论的书籍(诸如巴人编的《文学论稿》、蔡仪编的《文学概论》、霍松年编的《文艺学简论》和北京师范大学编的《写作基础知识》等等)也均不谈哲理诗;甚至有人对哲理诗存有某种偏见,以为哲理诗即西晋时代的‘玄言诗’之类。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87年第二期)     

对东晋玄言诗的再认识

东晋玄言诗历来评价不高,对其研究也不够,一般认为只是清淡雅士的押韵语录。作者从玄言诗的产生,玄言诗的表现风格,玄言诗反映的主题,玄言诗的艺术特色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认为:玄言诗的流行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危机,而是向成熟转变的契机。     

略论魏晋六朝玄言诗的抒情回归

从魏晋到刘宋,玄言诗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东晋中兴,刘宋衰落的基本态势,期间山水诗伴随着玄言而来,以玄理性抒情的形态存在与酝酿了近百年后,最终取代了玄言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田园与诗人得意忘象的玄思有着密切的关系;山水、田园诗在精神上继承和演化了玄言诗,实现了诗歌玄言的诗化,使得淡乎寡味的玄理诗歌创作最后又回到了抒情的传统方式上。     

浅析陶渊明作品的理想性和现实性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问，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更为清晰，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义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引领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憩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论东晋山水诗之精神风貌

东晋是玄言诗流行的时期。玄言诗因以枯燥的说理代替形象的塑造，辞雕旨虚而日益遭到遗弃。东晋诗人将山水诗引入玄言诗中，清新细致的景物描写和玄远虚灵的意境使诗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随着山水描写成分的逐渐增多与玄言成分逐渐减少，山水诗最终取得了独立的艺术地位。     

晋宋诗玄融摄之进程

玄学对诗歌的影响可上推至魏晋之际玄学初起之时。就其影响的深浅,可将此部分诗歌分为玄言诗与玄理诗两个发展阶段。玄言诗以其纯粹演理的功能而大昌于两晋玄坛。晋宋之际,玄理诗则是以其自传精神而展现出诗歌艺术所具有的韵味美感。由玄言诗而玄理诗,从而为诗歌融摄玄学寻找到了最为完美的契合方式。玄理诗的孕育,至陶、谢而臻于成熟,并以其诗玄融摄的手法影响到后来山水田园诗人。     

魏晋玄言诗的起源及其意义

玄言诗是魏酱诗坛一种独特的诗歌体类。这种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以谈玄论道、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为旨归的诗歌,自产生之后就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个体对玄言诗的产生起到的作用和玄言诗在诗学上的作用两方面论述。     

陶渊明与玄言诗--兼论陶、谢诗风的差异

陶诗和玄言诗联系密切，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玄言诗中已经潜藏着田园诗的题材因子，陶渊明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歌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玄言诗并非都是抽象说理，好的玄言诗也能表现一定的辞趣，陶诗在这方面显然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三、陶诗与玄言诗在语言上都不假雕饰，二者在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山水诗是玄言诗的产儿．那田园诗也同样是玄言诗的爱子。说山水与田园同出一源而两水分流，这并不是难以置信的梦呓。     

论玄言诗的言情特质

相对于诗歌缘情的传统,玄言诗表现出浓郁的说理意味,这使得原本形象鲜活、情感动人的诗歌变得“理过其词,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后人多批评玄言诗缺乏审美品格,认为它以说理为主,中断了诗歌的抒情传统。其实从魏晋诗人的情感心理、以玄学思想表达现实情感的方法等方面,我们皆可发现玄言诗也有独特的言情功能,它所表达的情是“畅理”后获得的“高情”。     

玄言诗的义界研究

中国诗歌历来缘情言志,玄言诗以其浓厚的说理特点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它因此也难以得到研究者的赏识.后人往往根据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的特征及由此引起的在文学史上的非主流地位而忽视它应有的价值,对它研究颇少,表现在对其义界的研究上,就比较简单.文章梳理自南朝以来对玄言诗义界的研究观点,结合玄言诗本身,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归纳得出玄言诗的义界,将玄言诗定义为:玄言诗是用玄学义理和玄学思想方法创作的诗歌.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宋人哲理诗：巅峰前的创新

宋人哲理诗的巧妙和方法是大大有别于西方哲理诗的“中国式哲理诗”的新样式，它以“哲理之理”和“事理之理”入诗，使得诗歌突破了“以情动人”的唯一表达模式，实现了“以理服人”的含蓄化，这是宋代诗人才气的表现，也是他们在唐代诗歌艺术巅峰面前的创新。     

苏轼诗歌的哲理思辨倾向

以哲理思辨入诗是苏轼诗歌颇具个性的艺术特征.苏诗的哲理思辨涉及宇宙自然,更主要表现于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其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是对人生困境的体验,一方面是对这种困境的超越,使苏诗的哲理思辨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诗的哲理趋归显示了苏诗意蕴深化的艺术倾向.从史诗发展的流程来看,苏诗的哲理思辨突破唐诗情景交融的艺术范式,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天地.     

玄学与两晋玄言诗学的发展流变

玄言诗是东晋诗歌的主流,从诗史来看,这是对魏晋以来以玄理入诗的这种非主流诗学的发展的结果。两晋以来玄学的发展,特别是东晋时期玄佛合流,对玄言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言诗学也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对这一诗史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玄言诗学的基本内涵,理清两晋诗歌发展的脉络。     

玄言诗的类型及评价

文学史上对玄言诗的评价一直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其原因是对玄言诗缺乏"区别对待"。玄言诗有两种创作类型,即铺演玄理和立象尽意。铺演玄理的玄言诗有对玄理的"隔"与"不隔"之分,立象尽意的玄言诗有意、象"未融"与"已融"之别。通过对玄言诗类型的分别与分析,可以对玄言诗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作出新的评判。     

玄言诗和陶渊明诗比较

玄言诗是玄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在诗歌瓴域渗透而产生的一种哲理诗。玄学最初是魏晋士人用老庄思想阐释儒家学说，企图为虚伪名教寻找存在的依据而发展起来的，后来就演变成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人生哲学。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经译本中有许多颂赞性偈语，僧人用这些偈语来宣传佛理佛法。当时文人就仿照这种形式写出了宣传纯粹玄学义理的玄言诗。这种诗在嵇康阮籍诗歌中已经露出了端倪，在西晋永嘉年间到晋宋之交的一百多年里风靡了整个诗坛，成为当时诗界的主流。因此从内容上来说，玄言诗充满玄理，借山水自然表现他们的洒脱与高深；从形式上来看，它受到了当时佛经译本和僧徒说经方式的启发。玄言诗人以山水媚道，把玄学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用于对山水的审美观照，因此它虽然被贬为“淡乎寡味”，但它开创了以山水明理的先河，对以后山水诗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审美探讨

本文探究魏晋南北朝诗歌审美内容,主要从一般诗歌、玄言诗、山水诗、乐府诗四方面展开,结合具体诗歌内容探究其审美价值与影响,探究不同诗歌作者笔下的"魏晋南北朝",突出魏晋南北朝诗歌艺术效果与创作特点.     

论谢灵运山水诗形成的渊源

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 ,对谢灵运山水诗影响最大的是汉魏西晋诗歌和东晋玄言诗。但汉魏西晋诗歌和东晋玄言诗怎样促成山水诗体的形成 ,谢诗与玄言诗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谢灵运在山水诗形成阶段有哪些杰出贡献 ,这些问题还有待学术界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文章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上述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些观点和看法对客观公正地评价谢灵运的历史地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