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无名的裘德》中维多利亚时期婚恋伦理的体现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小说创作的终结,也是哈代小说创作艺术的成熟代表作。小说主题是对当时维多利亚社会秩序的挑战和反抗,表现了在维多利亚社会末期新旧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在小说中两位颇具争议的女主人公则代表了当时社会中新出现的女性价值观,以及婚姻伦理观,而哈代并没有塑造完美的女性,也没有提倡某种价值观和伦理观,他只是真实再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观念,展现了社会转型期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和波折,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伦理观对女性的限制和约束,质疑当时社会结构基础的婚姻关系。     

女权生态的情感祛魅与思潮体验——重读《无名的裘德》

《无名的裘德》是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部小说。它揭示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对那个时代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主人公裘德的情欲婚姻和精神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归因于其夫妻关系处理的不当。其子时光被生母当做包袱丢给裘德后又与继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受社会的不公,裘德身上承载了太多的伦理重荷而无法释放。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无名的裘德》中所呈现出的各式各样的女权伦理关系,揭示小说中的感情体验。     

灵活的借鉴 独特的创新——《骆驼祥子》与《无名的裘德》之比较研究

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时以西方悲剧杰作为范本在艺术构思、主题确定、人物配置、情节安排、写作特色等方面对哈代《无名的裘德》作了多方面的借鉴。《骆驼祥子》在借鉴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创新性重构,即深刻的文化思索,意味深长的文化对比以及对《无名的裘德》之内容的再思考和平行扩充。《骆驼祥子》的创作是作家立志突破既成传统的人格特征、善于抓住素材的良好艺术感受力与通过外国文学诱因找到创作突破口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无名类、历类卜辞中用辞性质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无名类、历类等卜辞中用辞情况的考察,认为用辞后面所附记的刻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验辞;一种是记录施用情况的刻辞,这类刻辞应该连同前面的“兹用”一起都看作是用辞。     

女性翻译中的身份认同

该文以女性翻译为背景提出了女性身份认同的社会问题。女性一直生活在父权社会的梏桎中,长期受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歧视。女性以翻译为途径,宣告她们自身的社会价值,体现她们的思想理念,在译作中阐明她们的独立主观意识、独立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并把女权主义的思想理论融入译作中,通过语言表述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改变她们的社会形象,实现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和身份认同。该论文最后指出,女性翻译中的身份认同是妇女争取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的重要手段之一。     

熟悉的陌生人——关于鲁迅笔下子君形象的文化解读

女性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女性问题始终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女性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顿悟之旅——裘德与加布里埃尔之比较

细细对比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和乔伊斯的《死者》,发现两个主人公有着相同之处:二者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憧憬;两人也都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与尝试,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整个国家的前途;二者最后都是以失败收场——裘德是肉体上的死亡,加布里埃尔则是精神上的灭亡。     

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为正确划分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在对我国现行有效的关于无名合同法律适用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律规定梳理的基础上,讨论物流服务合同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结论为：作为无名合同,在发生纠纷的物流服务明确的情况下,物流服务合同类推适用其他法律及《合同法》分则的规定;在不明确的情况下,适用调整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规范,其后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物流服务合同具有涉外因素,则依据我国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来解决其法律适用问题.     

作为“女性”散文作家的“思辨”——筱敏、陈染、迟子建散文创作述评

筱敏、陈染、迟子建是当代文坛知名的女性散文作家,她们的作品既蕴藉作为"女性"敏感、细腻的物理性,又超越了庸常女性散文作家的感性、琐屑和絮叨。她们的散文创作"思辨性"浓郁,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风格。     

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养成及特点

清代知识女性人数多于历朝,她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与家庭环境、婚姻生活以及与她们不同寻常的阅历有关,而艺妓则是在与名士的交往酬唱中学识大增。此外,清代知识女性关注社会事务的色彩比较明显,尤其是在清初和清末的社会动荡之际。     

话语冲突中的悲剧个体——浅探路翎创作的演变轨迹及其成因

路翎独特的文学创作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类,”深入探究其独特性的根源所在便显得极为重要。概括来说,其为“异类”主要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父亲形象”的缺失造就了其内心的紧张、焦虑与自卑、自怜,并相应地在其文本世界里呈现出一种强势的个人主义话语特征。二是俄苏文艺思想中的“激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极大地影响了路翎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路翎创作中的“共名”与“无名”话语模式,显然这种影响在路翎的创作中呈现出一种悖论现象。     

家中的血色蔷薇——论《家》中上层女性形象

巴金在《家》中为我们讲述了高家悲欢离合的历史,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悲剧女性青年的形象,其中梅芬、瑞珏是巴金先生在《家》中着力塑造的两位上层女性,尽管她们两人的身份、经历、性格、人生追求各不相同,但都纯洁、善良、充满了爱心,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化身,然而她们都无一例外地惨遭虐杀。她们两位的悲剧不仅是她们个人的,而且是全社会的;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比较苔丝与尤三姐的悲剧命运

在中外文学史上,苔丝和尤三姐是两个非常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家庭环境,男权社会以及她们自身的性格特征都是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然而,造成她们两人悲剧的成因和她们个人对待悲剧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从这点出发,对苔丝与尤三姐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对比分析。     

20世纪280年代女作家的悲剧意识

创作悲剧,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作家心理能量的释放,是她们内心精神的裸露,是她们心灵的独白.但这些作品的情感基调却并不是灰色的、消极的,而是积极、健康而又满载着女性作家们的种种理想与希望的.     

试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张爱玲所崇尚的“苍凉”，既是她小说的情感基调，又是她小说中生命意识的表现特点。张爱玲对都市女性的命运有着深刻的洞察和透彻的领悟。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一些既普通平凡而又认真生活的女性，这种认真体现出她们的无奈、无助又心甘情愿的生命样态。这些女性注重现实的生活感受，即生命的即时消费性。她们缺乏理想，少有梦幻，没有未来。她们的生命缺乏色彩和意义，她们的命运呈现出浓郁的悲剧色彩。     

略论庐隐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卢隐是"五四"时期接受新式知识教育的一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处于"五四"这一特殊时期,在新知识的冲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双重作用下,其女性命运难以逃脱"悲"的结局。一方面,她们虽积极地寻求反对宗法男权,但最终却又被迫服从于封建礼教;她们憧憬美好纯洁的爱情,然而往往又屈从于强大的习惯力量,以悲剧而告终。她们的悲剧形象,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典型性色彩,我们在此探究她们的悲剧运命及其原因,具有文学史及社会学上的意义。     

浅谈苏童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

苏童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有可怜的身世、悲剧性的命运,在社会中她们是卑微的、渺小的,但透过她们却让人看到一个社会,看到一个贯穿人类文明的历史性问题——女性悲剧,同时,也让人们听到了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声音。女性悲剧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个时代,某个阶段,而是从古至今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这方面看,苏童的作品以及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长久的现实意义。     

多元文化背景之下的英国当代女性诗歌

进入了后现代、后殖民时代的当代英国诗歌跨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多元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女性诗人们也有史以来发出她们最嘹亮的声音。女性诗歌成为当代英国诗坛一大特色。共同的女性身份使得女性诗歌大多具有女性的特殊视角,但是她们各自的声音也是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当今的女性诗歌正以其众多内容深刻、风格独特并各具异彩的高质量作品在当代多元的诗坛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崔莺莺和杜丽娘形象比较

崔莺莺和杜丽娘是我国古代戏曲文苑里的两朵奇葩。她们生于官宦人家,年轻貌美,才华横溢;她们又是同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叛逆女性形象。由于她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她们追求爱情幸福的方式各异。崔莺莺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表现的犹豫摇摆,杜丽娘则更坚决彻底。所以杜丽娘的形象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是崔莺莺形象的发展。     

论《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

《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反映了先民的爱情生活,特别是女性的爱情生活。在这些爱情诗篇中,女性作者记自己的感受,写自己的历史,抒内心的体验,表达了一种对真诚的爱的渴望与追求。从诗歌所表现的她们在恋爱、婚姻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中,可以看出她们是一群敢爱、敢怨、敢恨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