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商的"绩溪牛"精神

该文立足着力刻画绩溪徽商所独具的“绩溪牛”的精神,一是通过简要概述整个徽商的盛衰史,析解出绩溪徽商在发展历程上区别于徽属其它各县之徽商的时代差异;二是中墨铺陈绩溪徽商中的典型代表人和事,展示了绩溪徽商“落日熔金”的辉煌影响和巨大成就;三是浓墨重采,从绩溪山多地少的地域特点以及具有“绩溪牛”个性特征的吃苦耐劳、诚信互助、重教尚儒、义奉桑梓的风土人情．分析提炼出绩溪徽商之所以走出山门、驰骋商场的文化基础、内在动力和精神内涵;最后通过介绍绩溪县目前的几位私营企业经营者的发展特点,提出了新徽商精神在继承中发展的观点,并表达了对新徽商振兴新绩溪、拓展新局面的美好祈愿。     

绩溪方言民俗词

绩溪民俗词是绩溪民俗历史发展和绩溪方言历史演变的产物.绩溪民俗词是绩溪民俗事象在方言中的反映,是绩溪方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绩溪方言区别于其它方言的重要因素之一.     

绩溪话中的名词后缀"子"

绩溪话中出现“子”后缀的名词有三种类型：名词性语素＋子、形容词性语素＋子、动词性语素＋子。因为绩溪话中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成分,名词后缀“子”在绩溪话中的常用功能是表示人,其次表示时间和方位．在普通话里常用的表示事物名称的功能,在绩溪话中却极少用到。名词后缀“子”在绩溪话中的读音也不像普通话那样都读成轻声。     

朱熹与浙江书院

论述了朱熹与浙江书院的交往，认为朱熹讲学促进了浙江书院的发展，分析了朱熹频繁出入书院，积极讲学于浙江各地的原因，以及朱熹如何利用书院达到他的政治理想，最后，探讨了朱熹留下的遗迹对书院发展的影响和朱熹对书院教育的影响。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刘谨对朱熹诗经学的贡献

刘谨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贡献主要有:一、多方搜集朱熹的说诗言论来申述朱熹《诗传》,全面保存了朱熹的说诗言论;二、积极引用别家说诗言论来申述朱熹,并用己意来维护朱熹;三、对朱熹说诗中的不妥观点提出置疑,并加以修订。     

对胡雪岩籍贯的几点辨析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关胡雪岩电视剧和文学作品的传播,一度沉寂的胡雪岩籍贯的徽杭之争随之又起。本文以胡雪岩嫡裔和绩溪发现的有关胡雪岩原籍绩溪的资料为依据,并引述多种观点迥异的相关著述,对胡籍贯之争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朱熹哲学中的“仁者爱之理”思想

"仁者爱之理"是朱熹哲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对其作了十分深刻的阐述。朱熹突破了传统的章句训诂,更多地是从哲学本体论上,对其作了富有创造性的阐扬,主要从"仁者爱之理"的动态性、"仁者爱之理"的开放性以及"仁者爱之理"的兼容性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彰显了朱熹仁学思想的基本风貌,突出了朱熹仁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展示了朱熹解释学的特色所在。     

朱熹对孔孟儒学的新贡献

本文分三个部分,就朱熹对孔孟儒学的新贡献进行了阐述。一是朱熹极力维护道统论,维护孔孟儒学的正统地位。二是朱熹的理气论和人性论将孔孟儒学的哲学思辨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三是朱熹以《四书》为中心,对孔孟儒学作了全新的解释。     

朱熹视域的北宋名臣蔡襄及其影响力述论

通过历史史料、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挖掘北宋名臣蔡襄对朱熹的影响,从蔡襄闽学倡导及与朱熹关系,朱熹对蔡襄人品及书法艺术等的评价,论述朱熹理学的莆仙特质,朱熹与莆仙的相互影响。     

严复对朱熹社会治理思想的吸收与继承

论述了朱熹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阐述了严复从教育教化、社会运行制度、物质保障三方面对朱熹社会治理思想的吸收与继承,以及严复对朱熹社会治理思想继承与发展对当今的启示.     

朱熹重编《大学》次序考论

宋代疑经改经思潮的影响、朱熹建构自身理学体系的需要及朱熹个人对《大学》的精深研究,成为了朱熹对古本《大学》移文补阙、分经别传的历史条件。朱熹《大学》改本的刊行,奠定了《大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地位,推动了《大学》在后世的传播进程。     

康有为对朱熹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的探究

如果说被抨击、贬损是朱熹在近代的宿命的话,那么,朱熹在康有为那里的际遇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无论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之广还是评价之高都在近代哲学家中独树一帜,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和考辨集中在先秦和北宋两个时期,为朱熹找到了诸多的理论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荀子.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如果说源头众多预示了朱熹思想的博大精深的话,那么,与荀子以及曾子的密切关系则决定了朱熹之学偏于一隅而不谙孔子大道.     

史学之功臣乎？罪人乎？——兼与《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商榷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认为朱熹鄙薄读史治史,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此观点不够客观公正,原因有三：一是脱离朱熹理学思想来观其史学,未得其要;二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朱熹的史学思想,忽视了其提倡、研究史学的一面;三是没有客观地正视朱熹的史学成就及对后世史学的积极影响。     

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学者人性论的形成、继承、改造与颠覆简

根据发展脉络,徽州学者人性论的传承与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南宋：朱熹人性论的形成。朱熹在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基础上对人性的本质、人性的特点、人性的内容以及人性的改造作了全面的阐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性二元论体系。元代：方回、陈栎、胡炳文对朱熹人性论的继承。方回、陈栎、胡炳文等人对朱熹性二元论的遵奉可谓不遗余力。明代：汪应蛟对朱熹人性论的改造。由于陆王心学的渗透,新安理学内部出现了分歧,汪应蛟对朱熹的性二元论作了部分改造。清代：戴震对朱熹人性论的颠覆。戴震从人性的本质、人性的特点、人性的内容以及人性的改造四个方面提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观点,从而使徽州学者的人性论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在学术争议中接近朱熹

在学术思想上,朱熹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朱熹的争议,从他在世时起一直延续到当代。人们正是在学术争议中逐步接近朱熹。对朱熹的争议是纵横交错的。从纵的方面看,不同时代的人们,评价朱熹的基调互不相同,甚至由全盘肯定变成了全盘否定,或者由全盘否定变成了全盘肯定;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段,     

绩溪人无需与他人“争夺”胡雪岩

针对高念华先生提出的“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的论点，以史料进行批驳，说明胡雪岩原本就是绩溪人，绩溪人也无需与他人“争夺”胡雪岩。     

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学者人性论的形成、继承、改造与颠覆

根据发展脉络,徽州学者人性论的传承与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南宋:朱熹人性论的形成。朱熹在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基础上对人性的本质、人性的特点、人性的内容以及人性的改造作了全面的阐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性二元论体系。元代:方回、陈栎、胡炳文对朱熹人性论的继承。方回、陈栎、胡炳文等人对朱熹性二元论的遵奉可谓不遗余力。明代:汪应蛟对朱熹人性论的改造。由于陆王心学的渗透,新安理学内部出现了分歧,汪应蛟对朱熹的性二元论作了部分改造。清代:戴震对朱熹人性论的颠覆。戴震从人性的本质、人性的特点、人性的内容以及人性的改造四个方面提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观点,从而使徽州学者的人性论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义理出发

从义理的角度论述了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认为“理明经通”、“理辨真伪”、“理为纲纪”、“理一分殊”是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从义理的角度通过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总结概括、挖掘整理,以期达到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朱熹与史学

朱熹是南宋最为广博的一个学者 ,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在经学、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 ,都作出了这样和那样的贡献。朱熹虽然不能像王安石一样代表先进思想而成为一代学术的代表者 ,但就博学而论 ,可以作为南宋一代的翘楚。朱熹之与史学 ,论述不能算少 ,但值得探讨的问题依然甚多。这篇短文仅提出如下三点 ,即 :朱熹对史学持有贬抑态度 ;朱熹视史学为经学的附庸 ;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有其独到的见解 ,值得重视。下面对这三点分别予以论述 ,以供研究朱熹史学的参考。一、朱熹对史学的贬抑我国古代史学源远流长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