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国政府何时对日宣战

今年7月7日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问题成为历史考试命题的热点。2007年陕西省高中毕业会考历史试卷中就有一道选择题：     

中国对日索赔未成原因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成立了远东委员会专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国民政府积极参加对日索赔工作。但由于盟国间在日本赔偿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的局面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及国民党出于反共考虑等因素,终使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索赔未能实现。     

浅议对日索赔问题

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追随美国,抗战结束后对日索赔从积极索赔到最终放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但国民赔偿并未放弃。中国必须提高综合实力,日本必须认识战争责任问题。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对日“宣战”问题分析

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逐渐侵入我国大部分地区,在“七七”事变后长达近4年的事实战争中,中国没有对日宣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处于非战争状态,然而这是中国政府基于战略的考虑,利用这一国际法律规则,在抗战初期的困难局势下,积极争取到国际同情和援助的手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是出于对“宣战”所能带来的法律后果的考虑对日宣战,以便在战后赢得胜利成果。     

为什么直到1941年国民政府才对日本宣战？

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即开始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抗战。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已经完全处于战争状态．然而国民政府仅仅在1937年8月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却始终没有对日宣战。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这是什么原因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经历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妥协退让,到"华北事变"的强硬、"七七事变"的联共抗日,再到相持阶段的避战自保、消极抗战演变过程.     

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都曾对“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政府都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为搞清其原委，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即何谓国际法上的战争？怎样才算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以后，交战双方以及他们与第三国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文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原始档案，分析了当时日本国际法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提供了更有利的佐证。     

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对日作战回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使抗战的战线不断延长，战区不断扩大，这就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力越来越分散，兵源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使战争进入敌我双方的战略相持阶段。然而相持并不意味着战争休止，它是在战争中出现，又必然在战斗中才能相持。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战后初期中国对日占领问题的来龙去脉

战后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是由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既有中、美、苏、英四大国间的折冲与斗争,也有美、苏两大国对战后利益安排的现实考虑.中国国民政府原来也准备参加对日本的占领,惩罚日本,洗除国耻,实现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给对日占领问题带来复杂因素,中国政府宣布中止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     

战后初期中国对日占领问题的来龙去脉

战后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是由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既有中、美、苏、英四大国间的折冲与斗争,也有美、苏两大国对战后利益安排的现实考虑.中国国民政府原来也准备参加对日本的占领,惩罚日本,洗除国耻,实现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给对日占领问题带来复杂因素,中国政府宣布中止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     

中国从对日索赔到放弃赔款要求探微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索赔的态度一度是积极的,但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和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对日索赔一事曾不了了之。1952年,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签订非法的《日蒋条约》,蒋介石集团擅自宣布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对日索赔问题再度被提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在复交谈判中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记前嫌旧怨的宽大胸怀。     

略论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思想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内涵丰富。中日友好是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石；对日经济外交是其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既团结又斗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求同存异是邓小平对日外交的基本策略。邓小平对日外交的真知灼见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战后对日索赔相关问题研究

二战结束后,根据盟国达成的协议和有关国际法规定,各受害国家向日本展开了索取战争赔偿工作。在整个索赔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执,更为主要的是美国从自己的全球利益需要出发,改变了其对日索赔问题的态度,致使索赔工作失败。对日索赔工作的失败原因是复杂的,但毋庸置疑,美国态度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最主要的。     

简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并进行战争赔偿,盟国成立了远东委员会专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国民政府积极参加对日索赔工作,并为成功实现索赔做了许多准备和努力。但由于战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对日索赔工作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加上远东委员会各国在各自应该获得的赔偿比率以及日本的工业水准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索赔工作进展缓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提出并实施了“先期拆迁赔偿”方案,通过该方案,国民政府先后从日本运回了三批物资,但这与中国在抗战中的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49年5月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以及中国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美国终止了“先期拆迁赔偿”方案。     

国民党对日宣战问题初探

所谓宣战,是一国对他国开始处于战争状态的正式通知或宣告。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9日。它距日军占领东北已整整十年,离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已四年有余。国民党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不宣不战”,在“七七事变”后“战而不宣”,而在“珍珠港事件”后“正式宣战”?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将就此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战后初期澳大利亚对日贸易政策探析(1947—1953)

战后初期澳大利亚对日贸易政策是比较特殊的,它拒绝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严格限制其商品进口,持续对日本维持了一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澳大利亚对日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持并促进其商品出口,保护国内工业不被冲击,并鲜少受到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加剧是澳大利亚调整对日贸易政策的主要原因,但这没有改变两国间贸易不平衡的事实。澳大利亚坚决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做法对其它国家有借鉴意义。     

论蒋介石对日由妥协到全面抵抗的历史必然

对日妥协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形势分析、预测基础上的对日战略总构想的组成部分，战前的对日妥协与全面抗战后的“苦撑待变”本质上是一致的；对日妥协是基于当时中国国情与悬殊的中日力量对比考虑的权宜之计和拖延战术，其目的是“以妥协换时间准确抗日”，本质是立足于最后的“打”的妥协，它与以往历届中国政府的对外妥协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尽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使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具有独裁、反民主、反共反人民的倾向，但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会使他最终走上全面抗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