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早期国民党人社会主义思想异同分析

20世纪初,梁启超与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国民党人都探讨过社会主义问题并进行过论战。他们在社会主义术语中国化、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等方面都各有见解。但是,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在社会主义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传统文化资源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未来社会前景估计等方面又有分歧。他们的看法虽不相同,但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业化与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     

历史之遗留与时代之进化——略论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三民主义为孙中山革命思想之集中表述。民族主义为历史之遗留,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为时代之进化。二者之间,孰为孙中山思考革命问题的源点?三民主义之间,又为何等关系?笔者的研究表明,孙中山思考革命问题虽立足于中国之现实处境,但其视野已及于世界。从世界文明发展及时代进化角度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正是孙中山革命思想迥异于前人之处。民族主义或许为孙中山革命思想之源点,但绝非终点。     

试论新旧民主革命时期影响孙中山反帝口号变化的因素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经历了新旧民主革命的两个时期,在旧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着一定的认识,但他没有提出反帝的口号;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却提出了反帝的口号.对于这一变化,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待.我们从历史对孙中山的影响、革命根据地的转移、向西方求援对象的变化等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孙中山的日本情结

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海外为基地的，而日本在其中所占的地位尤为显著。在日本，孙中山一方面广泛结交朝野人士，以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孙中山的日本情结。这种日本情结虽然有局限和不足，但表明了孙中山的宽广胸怀。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扩大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带有一定的国际性。孙中山的日本情结表明他既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     

论孙中山社会革命理论局限性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家,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辛亥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家,孙中山虽创造了一套社会革命理论,并以之指导革命,但他在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和革命动力以及其革命程序论都存在着局限性,对辛亥革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革命程度及革命影响大打折扣,并论述了其社会革命理论的局限性对辛亥革命的影响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启示。     

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几点比较

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在游历欧美大陆之后，才开始注重社会主义学说传播的，梁、孙二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一方面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均平”、“大同”观念的烙印，另一方面，又受到形形色色近世西方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从其内容本身来考察，梁、孙二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双重性和层面性，即均是“大同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统一结合，这是二者之共性；而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分歧，即在于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是避免一切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则是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同改良派的斗争

今年三月十二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孙中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一生。在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他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爱国还是卖国、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武装起义还是和平请愿等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作了舆论准备，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赞扬“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略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后提出来的“社会革命”纲领。它是三民主义学说体系中鲜明显示其所属阶级特性和所处时代特征的组成部分。民生主义在旧新民主革命历史阶段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土地和资本两问题为其核心内容。民生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革命纲领和战斗旗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的趋向,代表了中国广大民众摆脱贫穷落后与建设富强国家的意愿,不愧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影响的经济革命纲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仅在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建设中起过巨大进步作用,而且还对我们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借鉴和指导意义。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中国国情

孙中山一生倡导和实践民族、政治和社会三大革命。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始终立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其民族革命由最初狭义的反满发展到反清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其政治革命是主张“破”与“立”的结合,提出了“权能分开论”,本文对此作出新解。关于孙中山中国式社会革命的措施,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本文亦有新的看法。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可称为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     

论孙中山的社会救助思想及实践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灾荒与贫困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孙中山认为，反帝反封、建立贤良政府是救治灾荒的根本出路，并提出政府主导、振兴实业、发展交通、革新技术等具体措施。孙中山社会救助的思想及实践，体现了他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意识。     

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性质

文章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参加者和目的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中国近代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揭示了汉民族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辛亥革命的大众性质，指出了辛亥革命的目标模式是民主社会主义。文章还对无产阶级、资本、所有制、民主等范畴发表了一些新见解。     

从《释革》看梁启超的革命观

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释革》一文,不啻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宣言,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革命观。他在文中对改良与革命进行了明确区分,进而申明了自己改造中国的行动纲领。梁启超的革命观不仅被他贯彻到史学、文学、宗教和道德等诸多领域,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颠覆与重建: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福斯特生态革命观解析

福斯特通过对比生态工业革命和生态-社会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路径,强调只有依靠劳工-环保联盟,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才能真正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福斯特的生态-社会双重革命观对审视全球生态问题,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客家先贤孙中山与美国

孙中山从1878至1910年共六次到檀香山。在檀接受西方教育。1894年11月24日创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檀岛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摇篮和策源地。1896年,孙中山首次踏上美国本土,对华侨(含客家)进行反清宣传,旋又于1904年、1909年、1911年三次到美,联络华侨组织洪门(致公堂),建立同盟会,策动致公堂加入革命,并促使致公堂与同盟会实行大联合,成立洪门筹饷局,为革命筹款,直到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孙中山方于1911年12月25日回国,抵上海。本文提出两个观点,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美国革命的继续;客家与美国的关系,是互动的。     

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

晚清民国重建中国人生哲学的过程中,梁启超提出“趣味主义”人生观。它以古代“乐感文化”为基础,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强调人生过程的趣味性、愉悦性、审美性和无功利性。对于这种人生观,梁启超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积极推广,希望整个社会因之充满趣味和活力。     

近现代群育观念的复兴及其启示

近代以降,严复、梁启超等人"群"观念的提出,旨在唤起国人的"合群"意识,以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教育主张奠定了民国时期群育列入教育方针的基础,梅贻琦、罗輈重、潘光旦等人的教育主张丰富了群育思想.当前,德育含义太泛,实际上是弱化了德育,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群"和中国近代提出的群育思想继承发扬,值得反思.     

革命之美——读孙犁小说

孙犁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对真善美的书写,而他用力甚多的对根据地的革命及战争的描写也就成为“美的极致”。观诸革命带给华北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难理解知识分子从启蒙走向亲近革命的心路历程。而在“告别革命”的时代语境下,重读孙犁的小说则为理解革命提供了契机。     

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革命”在梁启超文学及政治道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之作,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呈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恰恰成为梁启超种种革命理念的现代寓言及未来想象。在他的理念预设框架内,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文章检视了梁启超展开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关注梁启超如何在小说的“将来完成式”中调动起对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如何构成其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关注《新中国未来记》所指涉的“未来”,并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考量该小说的启示义。     

试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融合中西的文化关怀一生未变 ,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贯穿了此种文化追求。他称清代考证学为“清学”,并以之比拟西方文艺复兴 ,其目的乃是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沟通、中国文化能在沟通与融合中得到淬砺。梁启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学术史并确立了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无疑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 ,然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