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循《孟子正义》之缺失

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疏证赵注《孟子》,既求真务实,又广博精审,乃＂新疏家模范作品＂。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仍有门户之见、曲护赵注、繁琐重复、错疏误注之缺失。     

焦循注疏赵岐《孟子题辞》研究

焦循是清代经史小学总纂，将其《孟子正义》与赵岐《孟子注》相比较，可以知见赵氏注疏的方法与成就。仅就《孟子题辞》而言，焦疏有而赵注无之20余例。为研究古代传注家书序体裁和古代逻辑思想及其晚明后新见提供了理据，对俗字、通假字、词组、名物词的训释平实而不妄牵。体现了宗汉之说的汉学特征。     

理解戴震(续)--钱穆余英时"戴震研究"辨正

三、“辟二氏":《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撰写旨趣《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谈“义理”的三部代表作。三部书的撰述年代不一。在钱穆看来,对戴震这三部书著作年代的确定,实关系到可据此“继是而求”“东原哲学之大体”。钱穆指出,段玉裁《年谱》说戴震丙戌(1766)年作《孟子字义疏     

《孟子》“乃若其情”章“情”字释义与发微

历代注家对《孟子》“乃若其情”章之释意不尽相同,其关键在于对其中“情”字之解释.文章通过疏证孟学注释史上最有影响力之三家——汉代之赵岐、南宋之朱熹和清代之焦循——对“乃若其情”章之解释,在支持蒙培元将此处之“情”释为“感情”意之基础上,对学界在此章研究中遗留下的“情”与“性”为何可以等意替换之问题,作一发微.孟子思想体系中的“情”不单纯是感性情感,也具有理智的客观.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键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邢昺《尔雅注疏》的贡献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训诂专书,在古典经学史和汉语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近代学者黄侃先生称之为“诸夏之公言”、“经典之常语”、“训诂之正义”。自汉代《尔雅》成书后,学者纷纷为之注疏,最著名的有: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北宋初年邢昺的《尔雅注疏》、清代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其中,郭注、郝疏等倍受称颂,独以邢昺《尔雅注疏》,所受贬斥多于褒扬。本文作者初涉训诂领域,在研读《尔雅》的过程中,从邢疏中多受启发,感到对它贬抑过甚,似有不公,特为浅析,以就教于前辈学者。     

继绝表微，薪火百年

清代经学昌明,学者不满唐宋旧疏,以为多沿南学,摈弃汉诂,别择未精,义尚墨守。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他们发愤另著新疏,旧注好的便疏旧注,不好的便连注一齐改造。自邵二云(晋涵)起到孙仲容(诒让)止,作新者十余家。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这些新疏的作者,都是竭毕生之力,溶铸必百种参考书才泐成一稿,真算得清朝经学的结晶体了。”道光戊子秋(1828年),刘文淇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同赴南京应省试,     

漫话悯农诗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西汉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清代诗人郑板桥认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早在《诗经》中就有《七月》、《硕鼠》、《     

关于《四库全书》对《尔雅郑注》的评价问题

通过比较郭注、邢疏和《通志》,《四库全书》对《尔雅郑注》的评价并非至当。《尔雅郑注》是一部优秀的雅学著作,但是,如果要研究《尔雅》还需借助于其他雅学“善本”,不可仅仅局限于《尔雅郑注》一书。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新解

《孟子》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曰：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学界对古籍上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这一记载的一般诠释是：“据说夏禹在治水时，总是亲自到最艰苦的地方，十三年的风吹、雨淋、日晒使他变得又黑又瘦。     

先秦文化语境中孔子、孟子、荀子对“比德式思维”的建构

＂比德式思维＂是先秦儒家象征的哲理的思维方式的主要体现。孔子、孟子、荀子对这种思维方式作出了积极的建设。孔子开创了＂比德式思维＂的先河,孟子对此作出了诠释,荀子对＂比德式思维＂作出了自觉的发挥。他们对＂比德式思维＂方式的建设对后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孟子》《荀子》中"士"的形象的发展

以《论语》、《孟子》、《荀子》为基点,分析了“士”这个特殊社会角色的发展。孔子的“士”重立身,尚“内圣”;孟子的“士”重“舍生取义”;荀子的“士”重务实、尚“外王”。     

论儒家“诚”的起源

“诚”是儒家的重要范畴,从辞源上而言,它产生于西周时期：从观念上而言,它产生于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表达的是人对神灵的虔诚的心理态度,随着人的主体性意识的增强,“德”的观念的凸显,“诚”的观念逐渐转化为人们对道德的虔诚信奉;“诚”作为范畴而言,由《中庸》最先提出,在孟子、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深化。     

礼以养欲：荀子对孟子心性道德观的重构

孟子以＂天＂或＂天道＂作为人至善的价值根源,但同时又认为善内在于人的世俗生活,＂内求＂就可实现善。荀子强调天人之分,天、天道完全是纯粹自然的观念,人所得自天的,也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生命,而没有先天的道德规定性。礼义等道德内容完全是人得自后天的认知和实践创造。情欲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俱来。欲不可去,欲不可尽,欲望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是社会治理的结果。荀子建构了以＂礼以养欲＂为核心的不同于孟子心性道德观的礼学思想体系,通过礼义原则对财富的合理分施,在人类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四书》思想理论探微

《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是我国儒学经典之作,因朱熹为其做注而得名《四书》。《四书》集中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并共同构成了我国延传千百年的思想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     

性善与伪善——孟荀心性思想比较

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伪善,一方面,他们所讲的性不同,孟子是从人之所以为人处讲性,而荀子则是从人的官能欲望处言性,并从官能欲望的流弊言性恶;另一方面,他们所讲的善亦不同,孟子是从成善的能力处说善,认为人皆具有成善的能力而言性善,而荀子则从成善的结果说善,认为人必须通过后天的心的思虑和能动的"伪"才能成善而持伪善论。孟荀二人如此言性、言善,根源在于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孟子重在解决成就道德的根基问题,荀子则重在解决道德如何达成的问题。     

善的追寻：先秦儒家礼论之比较

本在先秦儒家礼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孔孟荀礼论之差异,逻辑联系及其特点,孔子兼综“德”,“礼”,以“礼”释“仁”,孟子礼,义并论,统合情,理;荀子尊“礼”重“法”,综合“仁”,“义”,“礼”,孔孟荀礼论探究至善,重视内在的人性,人道和人的需要,注重人伦教养和理性规范的结合,体现了先秦儒家伦理精神的内在发展过程及其所具有的形上意义,它奠定了传统礼教或名教的主导精神。     

也谈鲁迅的"骂人"及"施鲁之争"

《施鲁之争》的作者,重提1933年鲁迅与施蛰存关于《庄子》和《文选》的争论,以为鲁迅对施蛰存进行“人格攻击”,致使后者受到“极大的伤害”,还说鲁迅有“骂人的习惯”,“骂,是‘鲁粹’之一”等等。论文驳斥了《施鲁之争》作者的种种观点,并回击了其对鲁迅的轻薄、诋毁与辱骂,认为当年“施鲁之争”这一公案,是关乎“五四”开创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原则问题,决不是文人之间的“私怨”和毫无意义的“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