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闻韶”

正李雷东在《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论子何以"在齐闻韶"》一文中写道,西周的礼乐文明对后世影响深远。礼乐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论语》与《史记》中都有关于孔子"在齐闻韶"的记载,而这一事件与春秋吋期的社会阶层变动、春秋赋诗以及文化融合等均有关联。孔子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选择了周代的文化,而摒弃了其他文化形态。《墨子·兼爱下》说:"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替之犹以水救     

《左传》非“传”说

孔子的《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继《春秋》之后又一部翔实生动的编年史是《左氏春秋》,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视为解释《春秋》的"传",并改称为《左传》。然而,从作者编写意图、编写体例及内容上看,《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标志着先秦编年史体的成熟。     

“春秋三传”

"春秋"即"历史"。在商和西周前期,一年只分春秋两季,后来才增加冬夏而成为四季。所以,人们就用"春秋"指一年,后又引申为历史。《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传说《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所以战国后期,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一起被定为"儒家六经"。     

《史记》对“《春秋》笔法”的渊承与创新(下)

《史记》论赞是体现司马迁对"《春秋》笔法"创新的渊薮。作者通过论述口吻变换、丰富多样的修辞技巧来传达"微意"。《史记》的具体实践使古老的"《春秋》笔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魅力无穷的叙述范式,并赋予它在时间流中生生不息的自新能力。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相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这是过去的经学传统。《春秋》和《左传》是史学,把史学当作经学处理是不是恰当呢?《春秋》是鲁国国史,不是孔子家传,而今《春秋经》一本(《公羊》《榖梁》本)记孔子生年,一本《《左传》本)记孔子卒年;孔子如作《春秋》,记自己的生年是不是恰当呢?他又怎能预知自己的卒年呢?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亲见孔子,而《左传》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     

“扰乱”的焦虑——《猫的摇篮》之象征系统解读

小库尔特·冯尼格在其作品《猫的摇篮》中的黑色幽默隐藏着政治话语动机,代表着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一种修辞风格。建立"元叙事"的象征系统的对立象征和经典范畴都在《猫的摇篮》中被一一消解。人类于象征系统之上对真理/美的完美主义追求,在冯尼格的文本世界中遭到彻底的嘲弄,这体现了"黑色幽默"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修辞特征,也映射出冯尼格的文学话语行为和动机。     

“对偶”与“antithesis”的比较研究——以孔子《论语》和肯尼迪就职演说为例

中国古代的孔子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分别被称为运用"对偶"和"antithesis"的大师,他们娴熟地运用对偶或antithesis所创造出来的名言佳句为世人广泛传诵。然而语句的不同成分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在重要程度上是有差异的,信息焦点,尤其是表达积极意义的信息焦点的处理方式会直接影响传达和劝说的效果。本文以孔子的《论语》和肯尼迪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的对偶句子和antithesis句子为文本,从修辞语序、修辞语境和修辞传统三方面来讨论他们在这两个文本中,对其对偶或antithesis句子中蕴含的积极信息焦点位置处理的不同产生的原因。     

略论汉代今文《春秋》释义的文论意义

通过对孔子“何以”及“如何”创作《春秋》的考察,汉代今文经学家在《春秋》释义过程中引领出的关于“文”的看法和观念形成一套经学文论话语,其实质是如何在语文写作中寄寓王道理想。今文《春秋》释义分别在“文”的发生论和创作论上发生了意义,而其以“王道”统摄《春秋》释义的基本思路,更决定了其“尚用”的功能论。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5、6期)一文，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否定这一史实，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实在“背于情理”。     

论子何以“在齐闻韶”

西周的礼乐文明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继承了礼乐传统,并且教育弟子。礼乐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论语》与《史记》中都有关于孔子“在齐闻韶”的记载,而这一事件与春秋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春秋赋诗以及文化融合等均有关联。本文考察了孔子“在齐闻韶”与三者的关系,认为闻习韶乐与孔子的文化认同思想紧密相关。     

《春秋》的“史法”和“史义”

孔子一生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工作,他在整理文献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以往史学作了反思和审视,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史学认识,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而孔子作《春秋》,是借记事以明义、垂言以立教,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蕴含了"微言大义",《春秋》从多方面创立的史学传统,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讳”出来的修辞现象

孔子作《春秋》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按理该直话直说,他偏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委曲婉转,吞吞吐吐,首创“春秋笔法”。这本是孔子治史的一条原则,但随着“讳”的范围愈来愈大,愈来愈广,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修辞现象:讳饰。     

先人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说“三”道“四”

春秋三传:《春秋》是由孔子编定的,被称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就是关于《春秋》的三部解经之作,即《左传》、《公羊传》、《谷粱传》。     

“为尊者”一定“讳”吗？——谈语文教学中的避讳现象

"为尊者讳"出自《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完整表达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的原则和态度,也是儒家"礼"文化的体现。这种传统思想在封建社会或有其进步意义,但放在今天,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今天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不但要有知识技能,更要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就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需求,也是教师选定教学内容与方法     

“器小”的仁者——孔子眼中的“春秋第一相”管仲考论

本文通过对孔子在《论语》中对"春秋第一相"——管仲的论述,参照《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关于管仲的一些事迹,从而考论孔子论述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之器小哉"的依据之所在,从而让人们看到孔子心中一个完整的管仲形象——"器小"的仁者。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春秋》三传

【作者】《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部编年体史书的合称,均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相传三部书的作者分别为左丘明、羊高、毂梁傲。     

“四书”“五经”简释

“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五经”为《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与     

“《春秋》褒贬”与中国古代史学

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虽然《春秋》褒贬特指孔子修订《春秋》的书法,但经由历代学者逐步阐发、深化后,《春秋》褒贬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史书编纂过程中的写作方法,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普遍而又深层的历史观念,《春秋》褒贬左右着史家著史动机、良史标准、史书内容和形式,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