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朝鲜为镜像:日本的朱子学认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朝鲜半岛是朱子学东传至日本的必经之所。朱子学在江户初期正是借由朝鲜通信使与朝鲜大儒李退溪的文本抵定日本的。日本朱子学的最重要代表山崎暗斋便是在对退溪思想深入研究后,形成了日本朱子学的重要门派——崎门派。20世纪前后日本儒学圈对朝鲜朱子学的评价褒贬不定,朱子学的研究表现出"去中介"的诉求,呈现纷繁复杂、曲折往复的历程。     

近现代日本韩国的文化转型与儒学遭遇—以东西文化互动为背景看东亚模式

儒学在日本近代经历了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批判、西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中期执政者关于文教方针和治国方略的选择，最后被确立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并被保存下来，表现了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适应性。它与天皇绝对主义政权结合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悲剧。二战后，儒学传统也中断了，但这种中断只是中断了它与带有封建专制特色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策的联系。战后东亚的奇迹，日本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衔接方式上，韩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韩国儒学在一定时期是在政府扶植保护之下，作为官方的、与佛教相抗衡的正统意识形态被引进的。韩国儒学在经历历史性的中断后，能否获得劫后新生，在于如何重新开发和利用。     

朝鲜王朝对阳明学说的态度——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例

朝鲜王朝建国伊始,确定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并且明确以"朱子学说"作为儒学的正统。朱子学成为官学后,受到官方的保护与支持。明朝后期,阳明学兴起,迅速在中国流传开来,也比较早传播到朝鲜,却遭到朝鲜士人的抵制,一直难以发展,《朝鲜王朝实录》关于阳明学言论最有代表性,可以从中发现朝鲜半岛对阳明学态度流变。     

中国国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

朝鲜的文化传承自中华文化,在近两千年的传播和吸纳过程中,在朝鲜,早期的儒学逐渐衰败,朱熹理学渐居主导.在理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朝鲜的大儒起了重大作用.     

朱子学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建构特征比较

朱子学在朝、日、越三国都曾发展成为官方哲学,但其建构过程却各不相同。朝鲜的朱子学以移民为纽带。在统治者的推动下,表现出“理”排“佛”的特征;日本的朱子学则是作为佛学的副产品进入,从理、佛并存到最终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但两国都形成了具有其民族文化特色的朱子学;越南与中国特殊的政治与地缘关系。诠释了朱子学在越南普及化的同时,也为越南未形成其特色朱子学提供了合理注脚。在朝鲜、越南的理政合一与在日本的理政分离的特点显示了朱子学在各国的地位差异。     

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人越南。在陈朝（1225—1400）,它是以反佛教的面貌受到越南士人的重视,并通过教育和科举在贫民百姓中传播。黎朝（1428～1784）初,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在越南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时,越南出现了一批朱子学者,推动了越南朱子学的发展。阮朝前期（1802—1885）,越南有许多朱子学研究著作出版,仍保持兴盛的势头。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朱子学开始衰落。600多年间,朱子学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华侨通过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成立华侨社团来进行。新加坡独立后,朱子学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政府大力在学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并开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化活动,从而提高了新加坡人的文明程度。在现代化建设中,新加坡发掘朱子学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分离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东亚新加坡发展模式＂。     

中国国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

朝鲜的化传承自中华化，在近两千年的传播和吸纳过程中，在朝鲜，早期的儒学逐渐衰败．朱熹理学渐居主导。在理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朝鲜的大儒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文化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

韩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同中国文化交流的过程。汉字、儒学等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前传入韩国以后 ,对韩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 ,经过韩国文化的吸收和再创造过程 ,逐渐变成了韩国自己的文化     

“一枝独秀”与“百花齐放”——宋明理学东渐朝鲜和日本的不同呈现

宋明理学向东传入朝鲜和日本,在朝鲜呈现朱子学的＂一枝独秀＂,而在日本却呈现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的＂百花齐放＂。究其原因在于两国的社会现实不同,朝鲜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体制社会,而日本则是分权的幕藩体制社会。     

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与东亚价值观重构

东亚传统是本地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选择的不容回避的基本背景,在东亚共有传统和认知的基础上,重构适合自身和全球社会共同利益的东亚价值观,不仅利于提升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这个"想像的共同体"内的文化共性和认同,促进东亚内部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也堪为东亚为建设"和谐世界"贡献的一种积极的"东方式"文化交往理念.本文同时指出,东亚价值观的当代重构应立足于东亚共有传统和价值系统,积极吸收世界不同文化的优秀成果,并通过参与世界文化的整体性建设为全球文化提供普世性内容,从而验证和焕发其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弘扬.     

论东亚奇迹中儒家文化因素的功能

东亚儒教文化圈虽然接触现代文明较晚,却在其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的短暂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比较社会学研究所得出的儒教伦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说提出了质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能割裂而谈的,况且文化也是在不断地完善发展的,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与东亚模式的成功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探索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和合理因素,有助于更好地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动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朱子学与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化

朱子之学是经世致用的治道思想体系,成为传统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对宋以后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化提供了基石,推动了传统法律思想实践的社会化,尤其是朱子学对义利之辨与士商经济的重新演绎,触动民事法律的扩大化,改变了社会诉讼观念。     

儒家文化与东亚地区的生育危机

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家庭生育观和代际阃的紧密关系起着强有力的生育抑制作用。由于人口转变模式和文化的共通性，中国大陆在未来也将面临生育危机的威胁。因此，适当放松生育控制是必要之举。     

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日本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必然促使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必然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围绕中国的东南亚贸易区和东北亚贸易区也一定会促使东亚向着一体化发展方向迈进。同时，东亚的一体化也会发生泛化，东亚各国应共同主导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方向，防止日本一国主导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探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了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进展.本文考察了当前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基本特征,分析制约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主要因素,最后就目前合作模式提供了三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解释视角.     

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安全

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为当代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为新地区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新地区主义也对东亚安全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东亚合作安全的发展.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发展,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东亚安全的未来.     

朱熹民本思想对朱子学者的影响

朱熹重视民生,针对当时皇室、官僚、地主对百姓的压榨,朱熹提出正君、治官、安民的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同时,朱熹的民本思想也对朱子学者尤其是福建朱子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针对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下层人民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下能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     

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同异之辨

文章就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同异进行了辨识,认为两者在宇宙本源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的理论彼此对立,而在道德修养上二者亦各有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