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针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一文以中西文化差异性来否定法治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观点，提出：在法治不足，人治有余而又迫切需要法治之时，我们应该呼唤法治而不是排挤它，更不应借口文化差异，国情不同而否定它，在法治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难免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现象，但它如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总有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去看待法治，兼容法治。     

论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就是把法律置于人之上并使权力非人格化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学原理、法律方法以及一些法律技术性规定等在思维中的有约束力的表现。法治思维既具有人类文明法治思维的一般性,也具有中国法治思维的特殊性。中国法治思维是人类文明法治思维在中国法治实践的具体应用和创新,是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抽象性概括和总结。不能以法治思维的特殊性否定法治思维的一般性,也不能通过法治思维的一般性而否定法治思维的特殊性,要处理好法治思维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法治 20世纪中国的命运

在20世纪的中国,法治论经历了被孙中山肯定,蒋介石否定,邓小平、江泽民再次肯定的三大阶段.法治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符合唯物辩证法揭示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珍视来之不易的法治抉择,走依法治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从法治论在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中所得到的有益启迪.     

后现代思潮及其生成语境——兼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后现代思潮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面对的一种理论。对我们而言最为缺乏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中国法治化的陷阱之一就是传统封建法律化与后现代思潮的畸形杂交。国为后现代思潮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对理性、确定性的消解，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否定目前在中国没有合理的前提与基础。     

论爱国主义法治教育的价值意蕴及其实践路径

针对当下爱国主义所面临的新挑战，通过法治引导爱国价值观和规范爱国行为十分必要和迫切，这就要实施爱国主义法治教育。爱国主义与法治的融通关系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前提，它表明以法治规范爱国行为具有可行性，而法律也势必要体现爱国精神，并要求在法治和道德的共同作用下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具有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育人特征，它能够实现以法治规范爱国行为、以法治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培育青少年爱国法治意识的现实目标。通过构建爱国主义法治知识体系、建立以学校为主导的多部门协作教育模式、打造融媒体宣传学习平台等路径，切实推动爱国主义法治教育的实施。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德治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结合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律建设反思想探略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崇尚“法治”否定“人治”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正确处理法治建设中的个关系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主体；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灵魂。     

谈法治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保障与支持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对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根本保障，作为人类理性的产物，它能有效地防止执政者的偏私。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好好把握法治与政治文明二者的关系。当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重要保障的依法治国，其基础是法律制度，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就不能实现，从而就完不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都纳入法制化轨道。     

法治的哲学思想审视

实现法治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可对法治的认识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以推动法治实现为指导思想，以对法治概念、法治思想、法治实践为切入角度，运用哲学视角审视法治，指出对法的认识应该包含突然与应然两种角度，法的权威不仅在于其国家派生性，更需要法的内在品格的生成；法治不仅仅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关键是对人自由与尊严的保障；并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说明法治乃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析罗尔斯自由的法治观

罗尔斯认为，自由是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总和，所以法治和自由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将法律看为争夺权益而制定的产物，而应将它看作是试图实现正义原则而规定的最好方针，具有道德的功能，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构起来的。概言之，自由的法治观是罗尔斯法治观的主要特点。     

法律至上精神的嬗变与美国的“诉讼爆炸“

司法独立构成了美国作为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基础，而美国国民所具有的法律至上精神对造就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下半叶特别是７０年代以来，令美国人 自豪的法律至上精神发生了嬗变，正在走向它的极端一新法律至上主义，并由此引发了“诉讼爆炸”现象和法治危机，我国在向着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时，应该参考美国的经验和教训。     

辩证否定观视角下法制与法治关系的动态考察

法制与法治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一个环环相扣、辩证发展的过程中.故要考察法制与法治的关系,就需要在法制与法治各自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以辩证的否定观为视角,分析两者发展过程的差异性与同质性,动态地把握法制与法治的关系,找寻两者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从而为我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提供参考.     

论法治社会私法的非优位性--对公、私法定位的再反思

本通过对私法优化论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发现它在价值理念，法律内容和法律形式等诸方面存在着根本缺陷，是受近代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主义观的影响所产生的。在法治化进程中，私法优位与法治秩序所要求的权力制约，法律权威，司法正义，行政法治和人权保障都格格不入。本在否定私法优位论的基础上，提出法治社会应当奉行公法优位的观念。     

以童为本,打造有"热"度的道德与法治课堂

道德与法治课是培养儿童道德素质、文化修养和综合能力的主要渠道.道德与法治课堂应该是真正以儿童为中心、为儿童乐学而设计的课堂,应该是充满儿童气息的课堂.我们要让儿童"热爱"道德与法治课,让儿童对道德与法治课的"热情"不断升温.打造有"热"度的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师要抓"童"特点,有效导入;寻"童"生活,深入细节;重"童"体...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之争

在中国的法治发展模式选择上,法治建构论与法治进化论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如何在二者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是影响我们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西方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视野来看,法治建构模式和法治进化模式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我们的法治建设应该将二者有机的综合起来。     

论德治的现代转型

在实现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江泽民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是我国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里的“德治”，不是与人治，法治直接对应的范畴，而是在法治方略中强调道德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德治是一种以道德规范约束行为的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然而，它在法治中却处于一种基础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治实现了其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等现代转型，我们在法治过程中，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开创国富民强的新局面。     

"构建和谐社会"需重树"道德权威"

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礼仪”有些具体内容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如果放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来考察却是人类社会的创造性进步，况且其中有许多今天我们应该学习和吸取的东西。对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我们应当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历史的观点来考察和研究，而不可只用一个“人治”来概括和否定。     

执政党治国方略的法治选择(下)

以往，执政党在法制问题上如“专政”与“法制”、群众运动与法制建设、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人治与法治等关系问题上，有许多教训。目前，要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法治选择在执政党治国方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趋于完善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合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作出的必然抉择，它体现了执政党治国方式与法治目标的统一，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它是现代法治的高层发展和理想形态，要求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借鉴现代法治的有益经验，把依法行政和依法独立行使司法职权作为关键环节来解决，要充分认识法治条件下领导方式的深刻变革，创造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社会条件，从而实现执政党领导行为的法律化。     

学校教育科研功能之导正

在中学校本课程体系中,法律校本课程是培育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的载体,是拓展法律思维和培育法治意识,孕育民主法治的根基。中学法律校本课程不应该只是静态描述法律规则,而应该在法治精神的培育上,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常识教育模式,发挥公民法治教育的功能。面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教育要求,中学法律校本课程以“人性尊严”为优先任务,承担了培养自我判断的角色。在我国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编制与实践过程中,该课程面临“法治精神”与“法律常识”的问题,在“书本中的法律”与“生活中的法律”的问题上存在纠葛。     

论德治对法治文明的精神功能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十分重视道德建设的作用，这种道德建设的作用即德治是法治明重要组成部分。德治对法治明，突出了它的精神上的功能。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