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语言的分化、融合与发展

在秦灭巴蜀以前，巴蜀语言可以说既是巴人、蜀人的语言，又是巴国、蜀国或巴蜀地区的语言，是与华夏族语言（即汉语）不同的民族语言。秦灭巴蜀以后，由于秦、汉时期大批华夏族移民进入四川，巴蜀语言开始分化，一是部分巴民、蜀民避居山野，继续保留巴蜀语言；二是多数巴民、蜀民受华夏族同化，与华夏族融合，其巴蜀语言逐步形成为古汉语的一支——巴蜀方言。尔后的蜀语或蜀方言，以至明朝、清朝所形成的四川方言，正是沿着巴蜀语言和巴蜀方言的轨道发展变化的     

巴蜀文化新论与夜郎族属考述

中国上古民族众多，而西南地区的民族尤多，这一状况至今没有改变。西南的地域化研究，更是与民族问题研究分不开。前两期专栏中发表的张正明和蔡靖泉的章，虽然属于地域化研究的范畴，实际上主要论述的是民族问题。这期专栏中的李绍明《夜郎与巴蜀相关民族的族属问题》一，又主要考述了与巴、蜀民族有密切关系的夜郎的族属。     

华夏文化视域中的西南与西南社会——秦汉时期巴蜀华夏认同的确立过程

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华夏人群对西南和西南社会的认识了解,是伴随着华夏认同与华夷边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形塑的,巴、蜀不同族源故事的讲述即其明例。从土著族源的"淡化"、"失忆"到"华夏共祖"及共祖祖先们在巴蜀地区遗迹、"记忆"的重新发现,巴蜀在血缘、空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认同上被逐渐吸入华夏。华夏西南边缘从最初的巴、蜀进一步移到后来的"西南夷"地区,反映随着华夏政治力量扩张,"新边缘"不断地调适,最终在经济和文化上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华夏群体。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接触、交流与融会的过程。巴文化与蜀文化同根同源,同质同体,两者相互最高的文化认同,是巴蜀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巴与蜀的互补结构及其差异性发展,是巴蜀文化共同发展的动力;巴与蜀的特色整合,是川渝文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     

浙东士子的“碧血情怀”——鲁迅与巴蜀传统文化之关系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一支,并以其显著的内涵和特点闻名于世。鲁迅对巴蜀传统文化给予过强烈的关注,对史籍《蜀碧》、蜀籍文史专家的推崇,对巴蜀文学的历代辉煌的由衷感叹,与历代蜀人的心灵共鸣,对巴山蜀水的喜爱,对巴蜀人文情怀的赞叹,影响着鲁迅思想的形成和生活、创作的方方面面,同时鲁迅对巴蜀传统文化的评述和解构也为现代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蜀墓腰坑的设置看巴蜀文化与关中文化的交流

从蜀墓腰坑的设置看巴蜀文化与关中文化的交流彭文巴蜀与关中在地理位置上连理，早在殷周时期，巴蜀民族就已越过了米仓山脉、大巴山脉、秦岭等天然屏障，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四川彭县竹瓦街出上的一批窖藏青铜器的形制及其上花纹、铭文①和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的窖...     

巴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

巴蜀文化、楚文化是先秦时期两支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但由于频繁的文化交流，巴蜀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其中包含了大量楚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葬制、葬俗，出土器物（包括陶器、铜器、礼器组合及漆器）等方面。这种文化影响主要与地缘的濒临、战争的推动、交通的畅通及楚人开明氏的治蜀等原因有关。     

巴蜀氏族—部落集团的共同图腾是竹

关于古代巴蜀的图腾,有说巴部族图腾是芭苴(即芦苇——川东盛产的芭茅),是蛇,是白虎,是五龙(白龙)……而对蜀部族图腾,则又分出“蚕”说,“杜鹃”说,“鹿蜀”说,“鱼凫”说,“大石”说等。实际上,根据考古材料和对非洲、大洋洲、北美洲现存土著部落及中国现存边远少数民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氏族部落,历史上都有不可仅有一种图腾(如果承认他们确有图腾信仰的话)。因而,很难将某一动物或植物说成是某一民族或氏族部落的唯一图腾。不过,从古代巴族和蜀族在今四川境内的发展史以及居于古代巴蜀境内(包括云南、贵州、陕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由分立发展到合一发展、互补互融的长过程。巴文化与蜀文化同根同源、同质同体,两者相互最高的文化认同是巴蜀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巴与蜀的互补结构及其差异性发展是巴蜀文化共同发展的动力;巴与蜀的特色整合是川渝文化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     

鲁迅与巴蜀文化

鲁迅对巴蜀文化给予过强烈关注，将《蜀碧》视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并直接体现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又在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五四”青年时期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等巴蜀现代作家给予过热情扶持。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吴虞、郭沫若、敬隐渔等对“鲁迅学”的建构，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巴蜀文化"辨证

“巴蜀文化”应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巴蜀文化”,即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的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其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前后延续上千年。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诸族群的文化、并形成巴蜀文化区,是建国以来两周考古的一大收获。“广义的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巴人的流徙与文明的传播

巴人起源于汉江上游,流徙往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乃将文明传播到广大的西南地区,以致西南三地在商代西周时形成了基本面貌一致而根本属性相同的“巴蜀文化”。至春秋战国时代,分居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巴人因“居峡而峡”、“居蜀而蜀”的长期发展,乃分别创造出看似“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巴国文化和蜀国文化。巴人的流徙和分居以及相伴的文明传播和文化发展,不仅使得当时广大又荒僻的西南地区受到文明之光的普照,而且为中国在秦汉时期实现天下统一、建成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而文明富强的封建大帝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蜀文化与三星堆“神乌扶桑”新证——兼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学界提及“巴蜀文化”者,多将巴与蜀一以概之,却皆重在“蜀文化”的研究。考察史料,“巴蜀文化”应有更为明确的区分,或以古蜀文化、古巴文化、狭义巴蜀文化、广义巴蜀文化各自为题更为客观。对古蜀文化的研究应着眼于春秋及以上,瞩目于“蜀”,关心古蜀、南亚、黄河流域三者之间的交流,此或是未来古蜀文化研究重点之一。蜀地出土文物与现存文献之间的联系亟待打通,就三星堆而言,其“青铜神树”与《山海经》文献记载之“神乌扶桑”之间或有着亟待解开的隐秘联系。《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就古蜀文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旧材料研用之“新”门径。     

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近期部分学术成果展示（一）

《唐宋蜀词人论丛》,张帆教授著,巴蜀书社2006年出版。本书是从巴蜀地域角度切入,研究唐宋西蜀（或生于蜀或与蜀地有关）词人的词学专著。     

遂宁古近代茶文化简论

具有“剑南之大镇”之称的古代遂宁地处巴蜀要冲,是茶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巴蜀之茶上贡朝廷,下卖边关,是重要的经济作物。遂宁先民亦曾努力尝试种茶,但规模始终不大,所饮之茶以“输入”为主。唐宋时期,饮茶之风在遂宁民间日渐兴盛,以茶为礼,以茶养性,以茶会友,以茶敬客,积久成俗,茶馆文化也日渐发达。     

巴蜀民族文化研究概述——兼论《巴蜀文化通史·民族卷》的结构与特点

巴蜀民族文化,是指从先秦以来直到当代,活动于今四川省、重庆市区域内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化。文章概述了研究巴蜀民族文化所涉及的相关史料、研究历史及《巴蜀文化通史.民族卷》的结构与特点。     

蚕族考

蚕丛氏是由蚕族与丛族复合而成的，从生物分类的观点来说，蚕是蝎的一个分支，蝎本作蜀，因此蚕也可以说就是蜀。古代的蜀族以蚕为图腾，伏羲、少典、大典、五典、女登为蚕族先祖。嫘祖为蚕神，嫘祖始居地在晋南，盐亭嫘祖景观为嫘祖后裔之迹。     

文翁化蜀的历史反思

文翁化蜀是蜀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巴蜀乃至全国吏治、文教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翁化蜀的结晶集中体现在文翁石室上。经东汉高眹修复学堂及兴建周公礼殿、西晋张收增益圣贤图像、后蜀毋昭裔刊刻蜀石经,到两宋时,石室讲学盛况空前。经元代的中衰,明代的战乱,石室终毁于张献忠之乱。经清初的复建,石室延续其教化功能于后世。文翁化蜀的盛举实际上是通过引进中原文化、继承弘扬巴蜀传统文化而实现的。     

略论南诏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南诏与巴蜀间的民间交往、民族迁徙、军事冲突及文人间的学习和交流,使巴蜀文化成为南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又因南诏文化与巴蜀文化有相同的文化渊源和相似的文化土壤,促使南诏在“盛唐之音”氛围中,大量汲收巴蜀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地方特点的南诏文化     

彝族神话传说与活态民俗印证下的三星堆器物符号的彝文化元素

史料证明彝族是开发我国大西南的重要民族之一,也是创造古巴蜀文明的重要民族之一。从鱼凫时期和杜宇时期不难看出古蜀文明史的源头与彝族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以三星堆出土的实物为证,青铜纵目人面具让蚕丛纵目的典故定格下来,并与《查姆》中描述的人类发展的三阶段吻合,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在彝族经籍和民俗活动中可找到其对应,青铜神树和青铜雄鸡可运用彝族史料、彝族神话传说及鲜活的文化民俗来解读其中所蕴涵的彝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