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新而温故

上期的主持人语,题为"南渡北归,慎思明辨";巧合的是,本期"六朝研究"专栏所刊宋艳梅的《空间转换、家族发展与区域社会——以关中郡姓南迁北归为中心》,讨论的正是永嘉乱后关中郡姓的南渡北归。从表面上看,宋文不属于细节考证之作,其实,宋文的宏观立论,仍是基础于"慎思明辨"的细节考证的——我所指导的宋艳梅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晋隋之际关中郡姓的播迁与发展》,篇幅即约16万字。而取精用宏的这篇《空间转换、家族发展与     

永嘉乱后关中郡姓的地域选择与家族发展

永嘉乱后关中郡姓较为集中、较成声势或影响重大的迁移有四次。一是永嘉祸起之时,他们的家族主体留居北方,个别房支四散避居江左、河西、辽东、河北等地;二为胡亡氐乱,晋宋易代之际,关中郡姓以襄阳、寿阳等南北边境之地为方向纷纷南迁;三是刘宋、萧齐政局动乱、宗室斗争时期,失势的南方房支投奔北朝,多以北朝都城为寓居地;四即梁朝灭亡、江陵陷落直至南朝结束,寓居江左的关中郡姓家族房支作为败俘先后入关。较早渡江的房支在东晋一朝并未获取更高的家族地位。晚渡房支则是南朝守边保境、遏胡平蛮、争夺权位的重要力量,甚至发展为高门望族,但他们对皇权依赖性较强,或遭嫌嫉,或罹兵祸。北归的房支中央化更强,献地归诚者获取厚遇,战败被俘者也因才被用。南北合流,共同铸就了隋唐时期的辉煌。     

永嘉乱后京兆韦氏南迁江左考述

中古三辅著姓京兆韦氏为关中郡姓之首,其家族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经历了辗转曲折的流徙和纷繁复杂的分房分支过程。永嘉丧乱之初,京兆韦氏大多自保不迁,出仕胡主。以后随着苻、姚关中政权的解体,其家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迁徙过程。大体而言,京兆韦氏南迁江左共有三次,侨迁江左的诸房支具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特征,或早渡却难立声望,或依违南北不为久驻,又或创建盛名后却遭受重创。唐世京兆韦氏定著九房,以留北房支为盛,南迁江左曾著威名的房支与此无涉,南迁对京兆韦氏家族的影响甚为复杂。     

借得方言 学好汉语

<正>历史上每当朝代更迭之时,往往是战乱频仍,加之旱涝、流疫等各种灾害又时常接连发生,百姓困苦不堪,流离失所。从晋末至元末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人曾经历五次较大规模的南迁。这些南迁的中原人也把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包括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带到南方。南方大多是丘陵山地,交通阻隔,这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些南迁的中原人的语言不容易受到迁居地"土语"的干扰。故而,今天南方的一些"方言"在语     

河东士族归入"关中郡姓"考释--以河东裴氏为个案

与“山东郡姓”相对的“关中郡姓”的提法虽然在唐代才出现，但其真正形成应在西魏北周时期，特指关陇集团内的汉族高门士族。河东裴氏等大族之所以被归人“关中郡姓”，是因为他们在北魏分裂后主动与西魏北周政权结合，对关中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进入关陇集团核心，形成与“山东郡姓”“吴姓”“侨姓”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     

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家族发展比较

清代台湾与四川均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但由于政府对两地移民政策的不同,导致两地移民社会发展形态呈现一定差异,在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中闽粤家族发展即是例证,台湾家族发展较慢,基本上以先地缘后家族模式发展,四川家族发展颇快,基本上是地缘与家族组织同步发展,但互利性的合同式家族是两地移民家族发展的共同特征,移民社会的家族发展与故土均发生过密切联系。     

三峡库区外迁移民文化整合与社会稳定

三峡大移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但如何让外迁移民定居下来不返库并自愿创业和发展，还是一个需要探索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的文化特征，探索有效的文化迁移和建设措施，不但是区域文化传统格局本身发生新变化的要求，而且对移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我心知他心与众心——“郡姓”考述

“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作为总称的郡姓,其下又有四姓和其他次高门士族诸多等级。四姓是郡姓中的一流高门,指权贵家族,其所涵盖的权贵士族在北周隋唐时期被称为山东郡姓,与之对举的关中郡姓同在孝文帝定姓族时入于门阀士族行列,又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内涵。     

"郡姓"考述

"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作为总称的郡姓,其下又有四姓和其他次高门士族诸多等级.四姓是郡姓中的一流高门,指权贵家族,其所涵盖的权贵士族在北周隋唐时期被称为山东郡姓,与之对举的关中郡姓同在孝文帝定姓族时入于门阀士族行列,又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内涵.     

“客家历史地理”:结合历史地理与千年客家移民史的可能性

自罗香林以降乃至近廿余年来,两岸学界关于客家源流与区域历史的看法,乃至客家历史文化的区域异同处,仍难免有不同论点。加之近廿余年来,学界对客家历史研究的区域范畴也逐渐精细化到县市、乡村做更细部的区域研究,则或许结合历史地理、历史人类学、经济史等相关学科做广义的"客家历史地理"方式,逐渐将客家人所在地区各县市、乡村慢慢深化研究,最后再进行求同存异的学术对话,则或能对唐宋变迁千年以来整个客家移民南迁到客家大本营后,又陆续迁移至海内外各地之历史过程,以及不同地区的客家历史,做更进一步完整性的历史解释。     

洪武大移民：来自湖南浏阳的新例证

《浏阳乡土志·氏族志》关于氏族迁移与氏族人口的部分,其质量虽然稍逊于湖南一批县志中的氏族志,但却要优于同时代的乡土志,是研究洪武大移民史的好材料。以民间文献为主体的移民叙事,将中国分割为若干个不同原籍的不同移民区。南方移民的多源性与北方移民的单一性,形成强烈的对比。不同区域人口追求共同祖先来源的策略,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与现代性无关。     

文化传播与客家社会变迁:在“国家”的历史场域中寻找客家发展脉络

<正>以往学者对客家族群及其文化形成的解释,主要是从移民史的角度,认为正是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才给赣闽粤客家地区带来了丰富的中原文化。于是这些学者十分强调移民人口的身份结构和文化素质,他们以族谱记载为主要资料,提出客家先民大多是来自北方中原的望族,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论点。学者的这种做法,应该是受到了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客家族源争论的影响。在客家族源的问题上,"客家汉族论"(即认为客家人是来自北方中原的     

武夷山移民考——以武夷山星村镇为例

本文分析了汉唐以来星村镇移民迁入和迁出的情况,汉末至宋代以入迁为主,元、明和清代前期迁入与迁出并存,清末至民国以迁出为主。移民迁移的特点决定了星村镇社会经历了一个从聚族而居到杂姓聚居的过程。移民对武夷山文化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中原文化在客家民俗舞蹈艺术中的历史遗留

客家人是中原汉族群体南迁的一支民系,保持和弘扬优秀的华夏文化是他们有意识的自觉行为。客家民俗舞蹈作为客家文化的一部分,虽有借鉴吸收南方土著的山地文化,但更多的是继承传统的中原文化。探析客家民俗舞蹈艺术,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渊源,让中原文化的精髓世代流传下去,既是当代客家人的精神信仰,也是华夏子孙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务。     

三坊七巷中家族联姻现象及其影响探究

三坊七巷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随着时间的更替,三坊七巷见证了不同家族的足迹,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望的家族。这些家族的联姻,不仅是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也有着社会心理和环境的因素。这种联姻,对于这些家族的成长、对于福州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靖康之难"后移居江浙的河南裔文学家群体

"靖康之难"后形成了中国移民史上的第三次南迁高潮.江浙作为南方地区的代表,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至宋代已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高宗立南宋于江浙后,江浙也因此成为众多移民的归附之地,其中不乏河南裔的文学家.移居的文人群体在受江浙地域影响的同时也对江浙的文学文化走向以及繁盛产生了重要作用.     

楚对十堰的移民与开发

楚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部族.商末开始南迁,历经80余年的时间,先后消灭了十堰境内诸蛮国,并对十堰地区进行了一定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到来,客观上促进了十堰地区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现状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很多城市形成了庞大的移民群体.本文以社会融合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以杭州市新移民为研究样本,从文化融合、地域融合、地位融合、群体融合和职业融合五个方面对城市新移民的融合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对他们融合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从泉州族谱看泉籍华侨与家乡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泉州地方族谱的海外移民资料中,以单身男性向外迁移者居多,他们通过在海外谋生的方式来赡养在家乡的父母与妻儿。由于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便产生了移民同家庭或家族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于原家族或宗族的重要活动,如修祖祠、祖坟、族谱及家乡家族的公益事业等都积极参与。     

唐宋湖南僧道移民考论

唐宋时期,有部分僧、道宗教移民迁来湖湘之地,这部分宗教移民以僧人为主,南方之闽浙和北方之陕晋,都是主要迁出地,而湖南之衡山与潭州诸山是主要迁入地。在迁移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唐中后期与北宋时期,迁徙原因主要与佛道之学传授有关。他们的到来对湖南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