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诗歌中的意象

D.H.劳伦斯的诗歌中不仅善于创造意象,而且他还写了一些意象诗。在意象诗的创作中,他遵循了意象诗的原则。通过对他的几首诗的解读不难发现,劳伦斯创造的意象对读者有强烈的吁请,使读者在品诗中渗入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情感经验,与诗人一道参与诗的创造,从而领略诗的美妙意境。     

早期新诗中一种特殊的诗歌观——论康白情对新诗、旧诗功能的区分

康白情既写新诗也写旧诗,不同于胡适试图彻底驱逐旧诗,这种双线写作能够在康白情的观念和实践中并存,在于他区分了两种文类不同的功能。新诗张扬新精神尽可以形式新,远离旧诗的格式、趣味,而没有新精神的旧诗也尽可以在新诗之外自足地写作和把玩。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梦魇里的呻吟——浅谈劳伦斯早期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D.H.劳伦斯的早期诗歌以自传体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少年时代的劳伦斯扭曲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情形。他的早期诗歌充满了浓郁的死亡意识。分析了劳伦斯死亡意识产生的原因和实质,并指出,劳伦斯早期诗歌中的死亡意识正是他骚动不安的悲世厌世的心理苦境的真实记录以及他争取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而抗争的矛盾心理的再现。为我们正确解读他的早期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毛泽东诗词集》所收两首五律之真伪考辨

毛泽东在1947年转战陕北时期创作的两首五律《张冠道中》和《喜闻捷报》,经考证,所据抄件系按手稿照录。诗中所写地名、史实、景物等,真实反映了作者当年的经历。两诗的格律风格符合作者写旧体诗词的实况,特别是两诗用湖南方音押韵更体现了作者写旧体诗词的一大特点。总之,《毛泽东诗词集》收入的上述两首五律绝非伪作。     

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     

亚·德·霍普的讽刺诗探析

亚·德·霍普是20世纪英文诗坛为数不多的在讽刺诗创作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诗人之一。他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主张复兴讽刺诗的创作,并身体力行,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讽刺诗。霍普的讽刺诗按照其主题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具有评论时事性质,其锋芒指向人生百态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类则呈现出＂以诗论诗＂的特征,表达了诗人对诗歌艺术本身的关注和思考。尽管霍普的讽刺诗创作也有缺陷,但瑕不掩瑜,总体而言,他的讽刺诗可以说是充分地体现了这类古老的诗歌体裁包容性广、灵活多变的特点。     

钱大昕的诗与史学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大昕的诗作总是透露出浓厚的史学趣味，他在经史方面的知识积累及思维习惯，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以史品诗，由“史家三长”引申出“诗学四长”，以惩恶劝善的史学功能观倡导通过诗歌来进行社会教化，主张诗作敦厚古朴。他用考据家和史学家的眼光训释注疏诗作、品评诗歌内容，主张以学为诗。同时，钱大听还以诗论史，他的怀古咏史诗总是表现出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明体致用”的治学宗旨指引下，他的诗作还有因古鉴今，关心现实的特点，严密考订的史学方法在他的诗歌中也有表现。钱大昕诗作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而在于含经咀史、评史论经、诗史互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略论况周颐的女性词观

晚清词人况周颐“别用一种眼光”论女性词,既有对女性词轻灵有余沈著不足的遗憾,亦有对女性词抒情深至、风格独特方面的肯定;况氏的“词心”说涵盖对真情的重视,这是其选录女性词作的重要标准,而清丽与沈著则是其对女性词作的最高期许.     

钟嵘《诗品》关于谢惠连条疏证

钟嵘未对谢惠连的诗歌进行溯源,因为其诗歌风格尚未定型,承袭关系不明显;他的《秋怀诗》、《捣衣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符合钟嵘的审美理想;“绮丽歌谣”所指问题一直在学术界有争论,通过将谢惠连诗歌与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对比,可以看到他的诗歌既呈现了民歌的风格,又在抒情摹景上有独特之处,因此被钟嵘评为“风人第一”。     

论南宋理学家陈淳的诗歌创作

南宋理学家陈淳的诗歌在理学诗派中是较有特色的,值得总结、研究。陈淳的诗歌以"切于日用"为主要原则,艺术性虽然不高,但却丰富了理学诗歌的吟咏主题。陈淳将诗歌视为说"理"、反省与施教的一种特殊工具,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具有充实的性理内涵、深刻的自省精神以及饱满的教育热情。因而,陈淳的诗歌反应了理学诗的某些共性,又有一定的特色。     

试论莱蒙托夫抒情诗中的象征诗

一般认为,莱蒙托夫的抒情诗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歌,或直抒胸臆,或内心独白,缺乏现代诗所具有的那种含蓄蕴藉、富有多义性。其实,莱蒙托夫在抒情诗创作中已开始追求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具体表现是他创作了二十余首象征诗,并且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其象征诗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比喻难分的象征诗,往往由一个比喻拉长、展开,形成相对出现的本体和喻体,并且往往曲终奏雅,点明主旨,主要产生在其创作的早期;二是借民间传说或外国诗来构成通体象征的象征诗,是颇为成熟的象征诗;三是自创的通体象征诗,这是诗人创作中最具独创性也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试论北宋词学批评中的诗词分体意识

北宋文人延续了花间词人“诗庄词媚”的词学观念，以婉约为正宗的主流创作思想在词学批评领域的集中反映便是诗词分体意识的逐步加强，和对传统词风的维护与坚守。虽然一代文豪苏轼力主词之诗化，开创豪放向上一派。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理论认可。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新诗选篇与新诗教育

本文从新诗选篇的实际情况入手,分析新诗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并根据从中发现的问题,探讨新诗教育的途径、展望新诗教育的未来。     

论诗歌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调节机制

诗歌翻译是有难度的.很多因素造成了诗歌的可译性限度,但对此限度有一些调节机制.从诗歌翻译者和诗歌这两个方面分析了诗歌可译性限度的调节机制.为了做好诗歌翻译工作,诗歌翻译者可以阅读大量的诗歌作品,充分认识中西诗歌的差异,可以认真地学习诗歌翻译理论,可以不断地在诗歌翻译工作中总结经验和技巧,还可以向国内外同行借鉴和学习.诗歌中的典故、陌生意象在异域读者头脑中是一个逐渐积累、逐渐被认知的过程.一些优秀的诗歌要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也离不开诗歌翻译工作.诗歌的可译性限度受到这些因素的调节.     

鲁迅新诗中的现代性内涵

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鲁迅的成就是十分特出的,他的新诗创作虽然数量有限,却在诗歌内涵上表现出了远远高于其所属时代并使后来者言说不尽的现代性特质,与西方现代诗直接接轨,并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树起了鲜明的路标。     

论陈寿祺学人之诗的特色

陈寿祺是乾嘉间著名的学者兼诗人。渊深厚实的学问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观念皆沾溉其诗歌创作,使其诗体现出学人之诗的特色。具体表现为,用典雅正博综、喜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直至创作了一些“学问诗”。这种学人之诗的创作倾向,营造出一种沉郁典重、恢弘奥博的诗风,使闽派诗风为之一变,影响至近代同光派闽派的理论和实践。     

近二十年温庭筠诗歌研究述评

温庭筠是晚唐诗坛大家,又是花间词派的鼻祖,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温庭筠诗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诗词体式的过渡、诗词的比较,诗歌的内容、诗歌的艺术、温庭筠与李商隐的比较五个方面,因此近20年来对温庭筠诗歌的研究是相当全面的,也在很多方面对以往论述有所超越,但温诗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地挖掘。     

寒山诗里的马祖与石头

目前关于寒山诗的研究,较多限于禅学语辞与诗的解读;对寒山诗的背景--禅的思想史及其细致脉络,未克作联系性的分析与考释.如果结合马祖思想在中唐时期的盛行与终成流弊的史实,透过<祖堂集>等禅宗史料与诗语的互释,详论其间隐含的观念交涉与思想线索,将可还原其中的禅思想谱系.由此可以发现:寒山诗作为一代禅宗文献,隐然映示了唐代禅宗两大主流的消长过程.原先的马祖一系,正是由于过于强调了"作用是性"的激进思想,而终于分化出其对立面的石头一系.石头对于马祖的颠覆,不仅在其他史料斑斑可考,而且也可用寒山诗来部分证明.通过这样的工作,既为禅宗史发覆祛疑,也为寒山诗发皇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