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呈取旨”: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

宋代御前决策主要分为进呈、取旨、书写圣旨三个环节。在进呈环节中,宰辅以呈报文书的形式,协助皇帝了解外情,同时也常上下其手,操控信息。在取旨环节中,皇帝具有最终的决断权,但由于经验、能力的局限,常常需要将宰辅的意见吸纳到"圣旨"之中,宰辅则因此获得弄权的机会。书写圣旨时,宰辅有时忠实地记录皇帝旨意,有时则会有所删改。出于防弊目的,皇帝在各环节上,也多采用不同手段对宰辅进行反制。双方的合作更加紧密,博弈也愈发复杂,体现出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     

论宋代炎帝国家祭祀与炎帝形象诗歌书写及其意义

宋代炎帝国家祭祀主要有五方帝祭祀、感生帝祭祀、明堂祭祀、籍田礼祭、蜡祭和炎帝陵祭,相比于前代的炎帝国家祭祀,宋代炎帝国家祭祀既是一种传承又有创新。尤其是炎帝陵祭,在传播炎帝信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后代炎帝陵祭之先河。这些祭祀反映了宋人的炎帝"农神"信仰和"火神"信仰,二者连同炎帝"药神"信仰构成了宋代炎帝形象诗歌书写的主体。这些诗歌彰显了宋人以农为本、重农利民、厚生爱民的民本思想,寄托了宋人对国家兴旺、民族繁荣、自然和谐的美好愿望,昭示了宋人不畏苦难、舍己为人、济世利生的人文关怀。     

略论北魏前期皇帝对宗王的限制和打击

北魏前期道武、明元、太武、文成四位皇帝为加强皇权，都对地位较为强大的宗王进行了打击，如道武帝对卫王拓跋仪的打击，太武帝对乐平王拓跋丕和乐安王拓跋范的打击，文成帝对临淮王拓跋谭、永昌王拓跋仁等人的打击。通过打击宗王，北魏皇帝维护了自己的皇权，使北魏的中央集权不断走向强大。     

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

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翻前朝的案,执行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这种改变除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因素,还在于他谋求美誉,树立个人权威。乾隆初政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反映乾隆帝具有高度的政治调适力,也体现出他与康熙帝、雍正帝的不同性格——刚柔相济,执两用中。     

论《史记》与炎黄大战

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炎黄大战是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期一场大范围的部落之间比较持久而频繁的战争。炎黄大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战争的总称,或者是这一历史时期内最为显著的特征。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所涉及到的地方都有可能是炎黄战争的重要战场。《史记·五帝本纪》是研究炎黄大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汉代四家《诗》立于学官考辨

《毛诗》于平帝元始五年立于学官,终王莽之世。《鲁诗》立于学官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齐诗》立于学官不迟于昭帝元凤元年。《韩诗》可能是在昭帝始元五年立于学官。学者或以为三家《诗》立于文景之世,或以为立于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或以为三家分派在石渠阁会议之后,以及以为《毛诗》是元始四年立于学官的,都是错误的。文景之时尚无专经博士;武帝置五经博士明确了其顾问团为儒家性质,当时经派意识尚不明晰;石渠阁会议之前三家已经分派,史书叙宣帝增置前博士不数《诗》博士,是因《诗》博士在宣帝增立时无所增立。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黄帝”考源

文章认为,＂黄帝＂即＂皇帝＂,也就是上帝,原为上古三代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夷诸部族共同尊奉的至上神兼宗祖神。是虞、夏、商、周时期能追溯到的最远的祖先,也是神话中地位最高的人物。＂黄帝＂乃是一尊号,其名在卜辞中曰＂憂＂（王国维释＂夒＂,不正确）、曰＂靠＂,后来典籍中或音变为＂喾（俈）＂;或形讹为＂夋＂,音变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其他文献则又音变为＂帝舜＂。故《山海经》中所言的＂黄帝＂就是帝俊;其他文献中的＂黄帝＂则为帝喾或帝舜。黄帝名轩辕或为轩辕氏之说,乃战国时代天文学家之首倡,后被史家接受并写入史书,黄帝与轩辕本无直接关系。黄帝的姓、氏均出于黄帝系中不同部族的传说,故种种各异,固不可以为历史真实。黄帝传说本起源东方,而后随民族之迁徙而散播于四方。     

蚩尤、炎帝、神农关系考

蚩尤和炎帝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后裔或臣属的关系。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不同的两次战争,而且后一次的战争是黄炎联合战败的蚩尤。炎帝和神农并非一个人,古人之所以将其合并为一是因为神农氏是农业时代的部族,而炎帝正是后来农业部族的首领。     

西周纪年考

针对现有文献有关西周纪年的一些不确切的记载,本文对厉王—幽王及武王—夷王两个时期的纪年进行了讨论。     

土木之变与明代《大统历》昼夜时刻的变更

明代《大统历》最初行用南京昼夜时刻.朝廷北迁后,英宗将其改为北京相应时刻,景帝登基后复改回南京数值.结合相关政治背景,对此进行考察可知,景帝改制的原因为:英宗改制后不久土木之变爆发,政局剧转,景帝为稳定形势而改回旧制.     

论元和末、长庆初白居易之精神裂变

白居易由忠州返京的具体时间为元和十五年四月初。元和末长庆初,白居易的精神处于矛盾的两极状态:既获得了诸多快意、欣慰的补偿,又难免陷于焦虑、失落的境地。白居易毅然辞谢中书舍人一职而请求外任的原因在于朝政乖舛及其忠而不用。《忠州刺史谢上表》与《杭州刺史谢上表》真实地展现了元和末、长庆初白居易欲振起又主动放弃的心路历程。白居易由兼济而独善的真正起始时间应以自请出刺杭州为分界线。     

西安古都史当在5000年以上——西安作为黄帝“铸铜（鼎）地”和“都邑”新探

《史记》中的＂黄帝史观＂,在血缘、文化、＂治统＂和＂关中文明一元论＂四层含义上,把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共同祖先,对维护中国统一和民族凝聚力曾具积极意义,但在科学上也有偏误。它关于＂黄帝铸铜鼎于荆山＂的记载,虽被镶嵌在黄帝史观背景上未可全信,但荆山作为黄帝＂铸铜地＂,却被考古所证实。《史记》在汉武帝＂为鼎而狂＂时,根据民间传说写下的这一笔,也是记录黄帝在西安荆山铸铜事件的信史。从《史记》其它记载看,作为黄帝＂铸铜地＂的西安,其实就是黄帝＂都邑＂,西安的古都城史应被提前至黄帝时期,当在5000年以上。     

踪迹建文与兴建武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了他侄儿建文帝的江山，建文帝生死不明。许多资料则证明，建文帝当时还活着，为了寻找建文帝和防范建文帝东山再起，朱棣不惜劳师动众兴建武当山。建文帝疑案成为朱棣兴建武当的一个重要历史动因。     

《史记·孝文本纪》散论

《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比照,可以看出“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的差异,亦见从《史记》创设的本纪到《汉书》成为后世史书范例本纪过渡的完成。文中记事表现出刘恒就位时的人心向背、其思想借鉴中所闪动的历史底蕴的余光和能自主协调政事的胆识。司马迁对汉文帝形象的塑造,对认识秦始皇、汉武帝的作为有重要的比照价值。     

武当山玄天上帝神系概述（续）

武当山是“北极真武玄天上帝”的得道圣地。武当山的各大道教宫观,奉祀的主神为玄天上帝,其从神系统庞大而复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是服务于玄天上帝神系的。武当山玄天上帝等神祗的奉神状况专题非常重要,它是武当文化的一个侧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浙江长兴陈武帝故居“帝乡佛国”陈列展览之“陈朝沧桑”部分文案

陈朝仅历五帝,武帝、文帝、废帝、宣帝、后主,然而治乱兴衰,其开国艰难,失国轻易,诠释着中国历史的规律与深刻,其间的经验值得今人记取,其间的教训值得今人警惕。     

雍正思想述论

雍正帝居康熙与乾隆之间,在位时间虽不长,其统治时期却是清代康熙,乾隆两代盛世的重要过渡阶段。针对康熙晚年吏治松弛,国家渐呈颓势的现状,雍正从整吏治入手,主张宽严相济;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主张平等对待和谐共处。雍正统治时期为乾隆期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元嘉政局与范晔的命运

范晔受到宋文帝的重用,原因有二：一是在刘义康刘湛朋党被清除后,宋文帝急需人才,而范晔与刘义康交恶,故在政治上可靠;二是范晔的生父范泰对宋文帝有恩。范晔虽然受到重用,但也种下了被杀的苦果。由于宋文帝性格猜忌,不信任大臣,所以在大臣制造不和,以范晔桀骜的性格,长期在此环境下,必然会有过激的行为,这是他被杀的主要背景。     

论牟宗三“新外王”的三个问题

牟宗三的“新外王”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儒学作为内圣之学,为何没有开出新外王,二是如何才能开出新外王,三是新外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三个问题重点是把握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牟先生认为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新外王,即,“道德主体”坎陷“知性主体”,“无执的存有”坎陷“执的存有”,“综合的尽理精神”坎陷“分解的尽理精神”,“理性之运用表现”坎陷“理性之架构表现”,“隶属之局”坎陷“对列之局”.由于“内圣”与“新外王”在价值上不同“源”,内容上不同“质”,结构上不同“构”,因此,牟先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