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裨治文（E．C．Bridgeman）是美国认识、研究中国的先驱者，他凭借在中国传教的经历，以《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为工具，介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宣传中华文明。与早期欧洲汉学研究相比，美国人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但早期欧洲汉学研究有其明显局限性，它们主要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学和语言等，而裨治文等人对中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并且将它们与美国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考察。这种特点被不少中外学者视为是美国汉学研究与欧洲汉学研究的“截然不同的特征”。     

《中国丛报》考释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于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的一份英文月刊.它的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最可靠的和最有价值的资料"[1],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历史、宗教、法律、政治、农业、儒家经典、文学等方面,并特别注意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卫三畏称<中国丛报>"包含着当时中外关系的历史"[2];美国宗教史家赖德烈亦认为<中国丛报>"是有关中国知识的矿藏","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最好的史料",是研究当时中国的.不可缺少的史料?[3].     

马礼逊与《中国语文字典》

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1～4卷)系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系统论述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版历史,填补了出版史著述在这方面的空白。为华文世界第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著作。本书资料丰富,观点鲜明,信息密集,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鲜为人知的史实。本文系作者重写稿,并补充了最新发现的新史料和新内容,我们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     

《中国丛报》中的中国皇帝影像

1832年5月,在广州创刊的《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月刊,其内容广泛,包括地理、道德、政治、商贸、文学和宗教,以使在华西方人和西方认识真实的中国,这份报刊因此成了西方人想象中国的重要来源,内中不少文献提及了中国皇帝,议题多涉及中外贸易、中外战争以及日常事务的处理.通过这些直接评论与转译的文章,报纸从不同侧面...     

《新民丛报》与清末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指"学校以外的一切文化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1]313。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出现伊始,就是一种面向民众的教育,目的在于提高民众智识,改良社会[2]182。戊戌变法以来",开民智"、"作新民"观念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社会教育思想的萌芽。《新民丛报》的"新民"思想是清末社会教育思想的代表,并对民国以后的社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新民丛报》的社会教育思想《新民丛报》创刊宗旨称,"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     

马礼逊与中国近代出版的诞生

人类的文明是由各种不同肤色的族群共同创造的。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时段里，黄肤色的中国人，自豪地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并以无与伦比的骄人成就一直引领着世界出版业向前进步。然而，令人遗憾、令人羞愧的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催生却是来自白肤色的西方，在我们撰写中国近代出版史时，我们却不得不低下高傲与自豪的头，沉思般地写下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名字———马礼逊。一１８３４年８月１日，距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还有６年，来自英国的５２岁的马礼逊先生在广州辞世。次日晚上，他的儿子马儒翰将他的遗体运到停泊待发的船上，护…     

马礼逊《英国文语凡例传》考析

《英国文语凡例传》体现了科学严谨的学风,深入浅出地从英语发音、语法基础讲起,改变了当时社会流传的洋泾浜类粗糙英语发音和学习方法,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英文教材,马礼逊也成为将标准英语教学传入中国第一人。     

从《中国丛报》看晚清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译介

《中国丛报》是晚清由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发行的第一份综合性英文月刊。办刊20年间,该刊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文章,而且对中国的典籍进行了译介,很多是中国典籍的首次译介,为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气象刊物《观象丛报》中的文学书写

文章以《观象丛报》原始期刊文献为第一手材料,整理其中的文学内容,分析其连载的《晓窗随笔》,以小见大,观察文学书写在气象刊物中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影响.     

《京报》英译活动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技巧——以《中国丛报》文本为例

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人阅读、摘译(节译)和研究《京报》文本成为其了解中国政府和社会状况的惯常做法。本文认为,《中国丛报》的《京报》英译译者群体在实践中业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编译策略与技巧。通过剖析和总结经典的《京报》英译文本及其跨文化传播规律,为深入研究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译者之翻译活动和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     

《新民丛报》与西方近代学术的译介和传播

19世纪末期,外国传教士与维新派在传播西学方面作出的努力,以及20世纪初的出国留学潮,改变了中国知识界对于西学的态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号召人们推倒清朝统治,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以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考察现状,总结历史,探求救国救民的方案,新书报竞相创刊发行,如从1899年到辛亥革命前,仅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就有30多种,并渐以东京和上海为轴心,形成了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报刊网,大量刊载相关的译著。“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     

马礼逊对中国早期英语教育的开设探究

马礼逊是来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在华的25年间,他不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予以出版,并使其得以更为完整地在中国大地上传播,还编纂了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各种汉英字典编纂之圭臬。     

想象国民:媒介史视域下《新民丛报》与《民报》的国民议题论战

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国民话语交锋中,报刊作为新式传播媒体,既彰显了政治结构的深层变革,也在技术与文化的互动中调节着社会关系。本文通过检视清末关于国民论述的研究,经媒介史视域回到《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现场,追问并阐释报刊的传媒技术、组织运作、社会实践等媒介逻辑对国民话语的形塑。报刊不仅为国民话语的生产提供了基础性物质设施,且经由其组织行为将国民话语流通到社会网络中,并通过社会实践将国民话语化为制度性现实。在不断关联、更新的传播网络中,立宪派、革命派与清廷各方迥异的国民认识,不再仅是对异己的否定,更是在全新的媒介环境中争夺话语的博弈。     

简论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的作用——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例

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节点。中国新闻事业自外报来华得到发轫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达到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报刊揭露了晚清政府虚伪的"立宪"新政,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引导国民探讨关于"国家再造"的猜想与假设,同时不遗余力地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传播,以达到破旧立新的目的。     

19世纪中期来华西人中文著作译介活动探析——以《中国丛报》为中心

19世纪中期,为满足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以裨治文、卫三畏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以《中国丛报》为平台,率先开展了多种题材中文著作的译介活动。在继承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译介者以兼顾原作寓意与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为旨归,采用较灵活的翻译方法,力求准确反映这些著作的词义与内涵。与翻译相伴随,他们还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进行了品评与讨论。这些译介活动为近代初期中西文化相互沟通构筑了桥梁,并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其间,因理解差异而产生的偏颇在所难免,由此亦可观中西文化在相互审视、碰撞中存在的矛盾。     

马礼逊早期汉语学习过程探析

中国近代报业开始于19世纪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以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为主将近两百余种。马礼逊作为首位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受到本国教会的委派不远万里只身前往异国他乡,是首位在中国开展了翻译《圣经》、编纂字典、创办刊物、设立医馆等活动的新教传教士,被视为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始祖。但传教活动的前提条件是语言上的沟通,因此,文章通过对马礼逊在华传教时期的部分信件进行文本分析,以此来窥探传教士群体在华传教的日常生活中的汉语学习以及人际交往状态。     

广告中彰显的世变——1902年《新民丛报》图书广告分析

广告是向公众介绍商品、服务内容的一种宣传方式(不含公益广告),目的在于促进销售,打开市场.广告"在新闻价值上,与消息同样重要,某一时代之广告,足以觇某一时代之经济背景,与夫社会之荣枯".[1]     

马礼逊学校教育对唐廷枢的影响

唐廷枢作为著名买办和洋务运动重要人物的历史早已受到颇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出生于广东香山县这么一个小地方的穷小子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其实跟他的早期教育和经历是分不开的。从《中国丛报》有关马礼逊教育会的报道和唐廷枢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马礼逊学校的教育对唐廷枢在知识能力、道德品质、社会交往、个人追求等方面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