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主义:从地区间合作到全球治理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同时,地区化的趋势也越发明显,地区间关系的探讨成为国际政治新的研究领域。地区间主义是促进不同地区内国家之间对话与合作的制度或组织,它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面,通过其自身功能,如制衡、认同构建和议程设定等方面,促进了全球治理的发展。     

乡村治理模式研究综述———兼论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变取向

民族地区“乡政村治”模式日渐暴露出的新问题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后续发展,如何创新治理模式,走出乡村治理困境,既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笔者在全面归纳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剖析了贵州民族地区的“参与式“治理的典型个案,力求阐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心理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乡村治理模式转变取向.     

多边主义理论辨析与全球治理实践危机

近年来,全球治理中的多边主义理论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叙事逻辑上强调二元对立、制度上沦为霸权国私有化的工具以及解决全球治理议题方面的效能降低。实践中,多边主义在构建和演变的过程中长期受到美国霸权主义的破坏,导致既有的多边主义理论无法应对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挑战,增加我国维护多边主义的难度。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多边主义更多是打着多边主义旗号行“伪多边主义”之事;通过新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差异化盟友责任和议题联盟的形式,新政府加速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全球治理迫切需要改革,多边主义理论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发扬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多边主义真正要义,并为多边主义的理论完善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

文章在深入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根本,乡镇政府、乡村社会组织、村委会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路径,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论国际移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

国际间人口流动的规模不断壮大促使国际移民正从一个边缘性政策领域转变为一个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密切相关的主流议题.由于观念认知陈旧化、族群议题政治化、移民问题安全化等因素,当前治理领域面临一系列困境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转向.为推动全球移民治理趋于善治,国际社会应以改革为导向,完善全球移民治理,构建一个参与国双边治理、地区多边治理、全球多边治理相结合的多层次的有机多边治理机制,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不断适应国际移民跨境迁徙格局的新变化,支持完善多边体系、促进共同发展.     

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路径重构

回溯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实践,历经了专业技术治理、联合国治理、多边网络治理与国家中心治理的模式变迁。究其缘由,高等教育全球化竞争、技术变革发展与治理制度困境决定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制度的演进方向,亦形成了变革主义与保守主义截然不同的行动逻辑。两种逻辑冲突的背后,既展现了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主体多元、问题纷乱、机制多样与目标多维的复杂局面,又隐含了等级固化、规则模糊与制度重叠的风险挑战。为此,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应维系国家权威、完善规则公约、创新治理机制与构建协调网络,实现制度转型发展与综合治理目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极,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制度构建,推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社会工作协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

面对由“管理”走向“治理”的公共治理转型,在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方式转变中,社会工作对于推进民族地区新型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协同视角为社会工作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协同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是社会工作协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机制的专业优势;汇聚多维度需求的社区治理为二者的协同共生提供了主要实践平台。     

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分析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双重趋势,而全球性问题的普遍出现则对由一国政府处理全部公共事务的机制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治理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出现的一种世界秩序观.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兴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重要功能,体现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和发展趋势.因此,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存在的困境及其地位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推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推进全球治理进程.     

全球公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人工智能、生命科技、太空探索、深海探测等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探索其主权管辖范围外的领域提供了硬性条件,大国竞争范围逐渐延伸到网络空间、太空、深海、极地等公共领域。各国对公域资源的争夺和竞争,极易导致全球公域治理出现困境,突出表现为人类需求高涨与公域资源有限性的矛盾,霸权政治对公域治理的干扰,公域管理规则和机制不完善,公域治理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要解决这些困境,需要在治理理念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治理目标上致力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在规则制约上发挥"软约束"与"硬约束"的综合作用。作为全球公域治理的主体,中国以共治为原则,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坚持以多边主义推动公域治理,并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公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为消解公域治理困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逻辑动因和作用机制以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化危机加剧与全球治理赤字上升的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也亟待转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逻辑动因包括改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抗争以及制度重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治理嵌构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作用机制内部不同行为体互动的基本逻辑。治理嵌构视角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作用机制包含关系型嵌入、结构性嵌入以及规范性嵌入三种路径,反映了各行为体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相互融入、彼此沟通的网络化嵌构过程与依附共生关系,体现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行为体同外界各种机制的互动互建进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面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治理地位下降、新兴国家参与治理受到制约、多边网络合作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战等治理困境。我国应通过促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高等教育治理道路现代化来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     

高等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源头治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实践及研究表明,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高等教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就是一种源头治理。     

人力资本与治理概念的拓展 --从公司治理到企业治理

人力资本理论对“股东中心主义”的传统治理逻辑提出挑战，界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治理研究的新方向。由于治理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二位一体性、两权分离的模糊性以及“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相互性，治理的概念应由公司治理拓展为企业治理。     

学校治理

<正>[美]里查德·C.亨特(Richard C.Hunter)[美]弗兰克·布朗(Frank Brown)[美]萨兰·达纳荷(Saran Donahoo)编本书展示了美国教育治理中政府与学校、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14个问题采取正方与反方辩论的形式展开论述,能够引发读者深度思考,对于深化我国教育治理变革大有裨益。——褚宏启(全国教育管理学术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书以双方辩论的形式分主题探讨美国教育治理,有利于我们以不同主题为切入点,辩证地、有     

不对称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兼论我国公司治理的创新

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发育不对称,有治理结构而治理机制缺失是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与我国公司治理形成主要依靠人为的、强制性的制度创新方式有密切关系。监督约束机制缺失是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主要问题,这既与最初的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失误有关,也与后来公司治理创新中的英美化趋势有直接联系。要进行我国公司治理的创新,应将监事会与董事会合并为一个组织,与经营管理机构形成制衡关系。在对公司治理结构作出上述调整后,创新应更多依靠产权主体的自发性交易。     

从学者治理、学校治理到学术治理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研究型大学治理

从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研究型大学的治理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特征是从学者治理发展为学校治理再发展到学术治理。治理变迁与研究型大学的内外部动力机制变化密切相关：单一外部机制和静态内部机制造就学者治理,多重外部机制和稳态内部机制要求学校治理,多重外部机制和动态内部机制催生学术治理。当前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普遍面临内部自由探索与外部问责张力加强、全球规范机制与本国实践矛盾加深这两大时代挑战,中国研究型大学要回应好普及化时代的挑战,先要涵育理性、自主的现代品质。     

特定事件、治理过程与治理文化--一个新的地方治理实践分析框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加上中央政府采取了限制对地方政府拨款等收缩性的应对措施,许多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在有效实现地方治理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基本功能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压力对政府的运作方式构成了改革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在治理模式上必须做出相应变动,以平衡处于不同社会领域与社会层次的利益冲突,并进一步谋求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各种公共问题。针对复杂的地方治理图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希莉和柯非基于自己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治理实践分析框架。本文旨在介绍这一分析框架,并希望以此为基础,归纳和整合出一个可以用于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分析框架。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校长治校

教授治校源于欧洲,是欧洲一些国家大学保证学术权力行使的重要制度。在我国近代大学创立之初,教育家们也对教授治校进行过探索。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内部事务的一种管理模式,是指教授更多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调解与学术相关的资源。校长治校意味着校长在高校管理中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处于领导地位。事实上,在大学这个系统内部,要实现有效治理和优化治理,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设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