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边缘到中心——20世纪20年代文学流派形态研究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为20世纪20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以客居的身份初登文坛,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如此边缘化的处境,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谋略,笔者探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共同显露出的以名人效应、依附报刊取得阵地和策略化文学论争的手段由边缘向中心动态移动的形态,阐释了"子辈"社团对"父辈"社团的超越以取得文坛话语权。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兴起的文化语境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的热流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和审美形态是女性主义得以繁荣的根本原因;关注日常生活和个人生存状态是60后女性作家写作的基本内容;60后女性作家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也为女性文学兴起提供一种可能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

众所周知,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但无论如何理解,都不能否认文化是人的创造,与此同同,但对“文化创造”的期待与追求才是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所在：新型的也是真正具有现代性或兼容性的“文化创造”恰是20世纪中国志士仁入（包括优秀文学家）共同的美好愿景。当然,文化抉择上的困境总是存在的。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文学生态——论政治抑压下文学主体性的建构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具有相同的文学生态环境,都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抑压之下,但比较发现,两者又具有不同的文学生态景观。两者同中有异的文学生态为我们思考政治抑压下文学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由于政治是否压抑文学不是由作家决定,而是由社会环境决定,以及政治环境的缝隙和文学传统的显性与潜性存在等因素使文学主体性的建构往往成为可能,进而使文学自身的美学特点能够得到尊重和保证。     

渴望创造现代新型文化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比较化视野观照20世纪中国学“创生”的多元化或化磨合的背景，可以领略到上一世纪中国作家渴望创造新型化的激情岁月和精神风貌－“永远的化创造精神”，这是他们留下的最值得我们珍视的精神化遗产，也是我们对新世纪中国学充满期待的内在根据。     

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

杨洪承教授长期耕耘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等方面建树颇多.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消费娱乐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具有了消费社会的某些特征.为满足大众日常审美兴趣,部分作家与出版商追求欲望写作,偏爱感官刺激与快乐,按市场规则来运作文学,消费娱乐性较为鲜明.     

消费文化语境下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文学生产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与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消费文化语境下女作家的身份、文学期刊杂志以及出版社的角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地影响着90年代女作家的写作行为,并进而决定着她们文本的命运,与此同时也使得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生产机制的积极介入在给女性写作带来繁荣景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作家写作中的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感召力,使女性写作陷进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并使其文化政治意义大打折扣。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

台湾文学杂志惨淡经营和多元竞争情况的造成,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文学商品化成了最明显的取向,论为花瓶身份的严肃文学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就显得无足轻重。“社会解严,副刊崩盘”。在多媒体与网际网路等传播科技迅猛发展情况下,平面媒体的经营空间便严重受挫。但文学副刊的没落不等于文学的没落。文学副刊的式微,也不等于严肃文学已走到穷途末路。     

21世纪中国文学如何融入世界文化的思考

在21世纪中国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化中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的过程中，学创作过程中的“政治意识”、使命感以及学本中的民族学精神，是应该努力葆有的养料，是应该加以弘扬、加以发展的精粹。     

20世纪20-40年代大学文学教育的当代启示

当今大学文学教育进入新阶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教学知识化、学习功利化、考核计量化等问题。回顾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成功经验,可以为解决当今文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借鉴。文章从教育者身份特征、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3个方面对现代大学文学教育的实践进行初步探讨,爬梳、总结现代大学文学教育的特点与规律,以期为当今大学文学教育提供启示。     

唯美与功利的调和--早期创造社的文学功用观

早期创造社虽然强调艺术的自主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创作动机，但其文学观念只是沾染了一层唯美主义色彩，其文学功用观在本质上同样是注重社会功利性的。因此，创造社后来走向革命文学并非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是有着内在的根据。     

传媒视角与策略分析：《文化批判》对“革命文学”的推动

《文化批判》作为后期创造社“方向转换”时期的重要刊物,试图确立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为青年人的革命实践提供思想武器。文章从文学传媒的视角出发,对《文化批判》推动“革命文学”发展的策略进行了分析,着力从理论与旗帜、出版部与阵地、论战与影响力、读者与互动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多方面考察《文化批判》是如何发挥媒介手段的力量,成功推动“革命文学”在中国发展的。     

新时期文论界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反思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长期以上层建筑性和意识形态性作为对文学的本质规定,与此相适应,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政治型文论话语和认识型文论话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以朱光潜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西方美学史·序言>为开端,在文艺理论领域内,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断地展开反思.伴随着这种反思的不断深入,各种审美型文论话语开始确立,长期占据学术舞台的政治型文论话语和认识型文论话语发生转型.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大量引入,在新的语境下,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     

“荷戟独彷徨”的诗人、斗士、思想家——鲁迅二十年代中期各体创作初探

鲁迅二十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无疑构成了他数十年文学生涯中一道特别绚烂的景观,也成为现代文坛上一个典型的文学现象。他以旺盛的创作势头和杰出的创造才能,涉及了品种繁富的各类文体的写作。本文从作家各体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入手,探讨了该时期整体创作构成的三个层面及其重要意义。     

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书写——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开端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文学形态经历了从解放区文学、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变迁,至今仍在发展中。多样的文学形态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丰富的书写内容,也见证了文学与政治复杂关系的演绎。     

试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过滤

翻译中涉及到的不仅是语言，更有语言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文学翻译作为较高层次的翻译也不例外。以劳伦斯的《彩虹》中性描写的翻译删节问题为引，指出由于中西性观念的不同使得文学作品的翻译面临一些问题，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文化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从而提出，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必须对译作进行文化过滤，以使之更好地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     

论陈独秀文学思想的启蒙现代性和政治先锋性

陈独秀文学思想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其文学思想带有鲜明的思想启蒙现代性和政治革命先锋性的特点。他的启蒙现代性主要是重视文学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民思想觉悟;吸收西方进步文化思想,批判封建旧文化、旧文学的彻底革命精神;他的政治“先锋性”主要以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政治革命为意图而发动文学革命,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提倡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原则,用全新的观念确立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     

长沙文化书社的创办及其历史地位

长沙文化书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热潮中继《湘江评论》之后创办的又一个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文化书社在湖南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知识分子,培养革命骨干;对党组织活动的经济支援和交通联络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湖南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中国古代辨体发生的文化哲学渊源

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辨体的发生无论从思维方式或概念的发展演变,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哲学的土壤之中。辨体的思维方式和思辨特点最直观、最直接地体现在“辨”字本身上。辨同异、辨源流正变、高下优劣、是非邪正、尊卑雅俗等,是辨体的主要功能和特征。